导读
孟祥才（1940年——），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传》《孟子传》《秦汉史》《先秦秦汉史论》《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梁启超评传》《王莽传》《中国古代反贪防腐术》《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汉代的星空》《汉朝开国六十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山东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思想史》等个人专著32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有关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著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炎黄春秋》《文物》《文艺报》《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史学月刊》《江海学刊》《人文杂志》《史学集刊》《孙子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两次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第七章 稷下交游（一）
由于孟子入齐时比较年轻，在思想学术界没有多大影响，与早他进入稷下学宫的淳于髡、慎到、接子、环渊、田骈、邹奭等人还不能相比。所以，一时难以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也没有就“列大夫”的位子。在齐威王当国的20多年间，没有这位君王与孟子直接接触的纪录，可见，终威王之世，孟子可能都没有直接进入“资政”者的行列。不过，既然来到稷下学宫，接触到各家学派的学者，孟子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和学问切磋还是时刻进行的。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孟子展示了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影响日渐扩大，到威王后期，尤其是宣王当国时期，他就成为被人们“刮目而视”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淳于髡是稷下学宫领袖群伦的人物，在威、宣、闵三代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是稷下学宫的掌门人。正是在他的领导运作下，稷下学宫盛况空前，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他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一是因为他是稷下学宫中又议又治的人物，具有杰出的外交才干，多次完成齐王交办的重要的外交使命。他直言敢谏，多次为齐国推荐优秀人才，因而获得齐王的绝对信任。由此使他成为稷下学宫与齐王联系最密切的人物，在齐王眼里，他是学者；在稷下学者眼里，他又是官员，是齐王的代表。这种一身兼二任的身份，就使他成为稷下学者与齐王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同时，由于淳于髡“博文强记，学无所主”，就使他处于超然地位，具有那些学派立场鲜明的人物所没有的亲和力、吸引力，从而被各学派看成自己的知音，也就很容易地成为各学派都能接受的领袖人物。如果说稷下学宫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淳于髡就是这个磁场的中心。正是通过他的组织和协调，使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代的思想学术中心，较长时间处于最佳运行状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了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永恒魅力和不朽价值的思想学术成果，将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大大提升了一步。特别是由于淳于髡的精心的组织和协调，由于一代又一代稷下学者的不断努力，培育出了兼容、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精神。而这种学术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因为思想和学术的创新只有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才能获得成功。
然而，可能由于思想和性格差异太大的缘故，淳于髡与孟子的关系并不很协调。《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他们的一段对话：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从淳于髡与孟子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孟子是一直宣扬儒家坚持的那套自西周传下的礼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不容置疑的。而淳于髡可能对此礼制持怀疑态度，所以由此发问，引出孟子关于制度的刚性与执行中灵活变通相结合的理论。淳于髡大概早就对孟子戮力煽扬的那些治世救民的迂阔之论有不同看法，于是借机语带讽刺地追问他：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了，你不去救援，是何道理？孟子对他挑衅性的追问作了极其高明的回答：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了，必须用“道”即我推出的那套“仁政”理论去救援，可是包括齐王在内的当今统治者没有一个接受我的理论。难道你让我变通，用手去救援天下那些陷于水深火热的人吗？在孟子的回答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自己的“道”不得行于世的悲愤和无奈。这里透出的是他在齐国不受重用的境况。《孟子》一书记载的他与淳于髡的对话，除了这一次，再就是他离开齐国时的一次并不愉快的问答，可见他与稷下学宫的这位掌门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冷漠的。孟子在威王时期之所以始终处于不得志的状态，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孟子·公孙丑下》还记载了他与齐大夫蚳蛙的故事：
孟子谓蚳鼃（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師，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蚳鼃（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蚳鼃（蛙）則善矣；所以自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則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綽綽然有余裕哉？”
这个故事说的是，齐大夫蚳蛙先是做灵丘县长，后来辞职转任治狱官，这是一个能够向国王进言的位子。他干了几个月，却没有向国王进言。孟子于是问起他向国王进言的事。面对孟子的询问，蚳蛙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就赶紧向国王进言，提出建议，但国王没有采纳，蚳蛙就辞职而去了。对于这件事，齐国有人议论说，孟子为蚳蛙考虑的可算周到的了，可是他怎么替自己考虑呢？意思是，以你自己在稷下学宫的地位，你该如何尽上自己的职责呢？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将上面的议论转告他，孟子听了，就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听说过，有固定职务的，如果难以尽其职责，就可以不干；有进言责任的，如果言不听，计不从，同样可以不干。我既没有固定的职务，又没有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行动，不就有了无限回旋的余地吗？”孟子这里讲的，是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在其位必谋其政，不在其位则不必谋其政，职位和职责应该是统一的。孟子讲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既没有负有行政责任的官位，也没有可以进言的官位，只是拿一定俸禄的既不治也不议的稷下先生，处在“无官一身轻”的闲散之地。
文献记载的孟子此期在齐国交往的人并不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与将军匡章的交游。这个匡章曾在公元前335年（齐威王二十二年）统率齐军打败秦军，他的事迹在《战国策·齐策一》有着生动的记载：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來，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问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者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这里出现的匡章是一个勇谋兼备的将军，当秦军假道韩、魏两国领土进攻齐国的时候，齐威王派他率齐军迎敌。两军相遇后，大概秦军并没有立即向齐军进攻，而是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匡章明白秦军的意图，也采取相应的姿态，向秦军示好，还故意让齐军与秦军“交和而舍”，即让齐军的营帐夹杂在秦军的营帐中，使两军混在一起。进而数次派使者与秦军通款往来，麻痹秦军，同时命令部分将士将齐军的徽章改为秦军的徽章，使秦军无法辨识。匡章的举措自然逃不出威王派出的情报人员，他们接连三次报告匡章率军投敌，但威王丝毫不为所动。有关人员焦急地对威王说：“报告匡章投敌的人异口同声，大王为什么还不发兵进击这支已经叛变的军队呢？”威王胸有成竹地回答：“匡章决不会背叛我，为什么要打击他？”很快，齐军战胜秦军的消息传来，由于吃了败仗，秦国国君也向齐君谢罪。原来匡章在秦军失去警惕的情况下，突然发动进攻，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威王左右的人都感佩他的料事如神，就问他如何知道匡章不会叛变？威王说：“匡章的母亲启得罪了他的父亲，被他父亲杀死后埋到马圈里。我让使者对匡章说：‘以你的智谋和勇敢，一定能胜利凯旋，到时我会下令更葬你的母亲。’匡章说：‘臣并非不能更葬先母。可是，臣的母亲是因为得罪先父而死的。臣的父亲是在未教臣更葬母亲的情况下去世的，如果我更葬母亲，就是欺侮死去的父亲呀。所以不敢。’作为儿子不欺侮死去的父亲，难道作为臣子就敢欺骗在世的君主吗？”这里出现的威王同样是一个知人善任的君主，如此之君和如此之臣，是齐军战胜秦军的最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