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五射弓道与“君子之争”
作者:郭云鹏 张博斐 王思源 来源:彭门创作室
在今天，论起弓道，恐怕多数人只能想起日本，继而给予中国一定可怜的回想。细究之，便可知日本弓道其实源于中国，准确地说是《仪礼·射义》的传入造就了日本最初的弓道。可惜的是，与弓道有关的运动在中国已不存在。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却又清晰地记载着这一礼仪，甚至在各朝各代中也都有继承和发展。中国造成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断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代的屈辱战争和扭曲的文化探索都为其古代文化的发展放上了绊脚石。但是历史上对它的记载，却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弓道的真正起源地和出发点。
《仪礼·射义》中对射礼的性质、目的、做法都有明确规定，并以文射为指导思想。古代行射礼时共有五种射法。在《周礼·地官·保氏》中有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引郑司农曰：“五射：白矢、参连、剡（yǎn）注、襄（rǎng）尺、井仪也。”贾公彦疏：“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贯侯过，见其鏃（zú）白；云参连者，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也；云剡注者，谓羽头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云井仪者，四矢贯侯，如井之容仪也。”
白矢即射穿箭靶而露出白色箭头，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这可以说是五射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却也极为考验水平，可以说是射的基础。参连即一连射出许多箭，第一只箭已经射中箭靶，而后面的箭的箭头则依次射中前面的箭尾，箭箭相连，形成一条直线，这一射法，对于射术的要求提高，既要发力得当，不致箭尾不连；又要准确无差，不然难成直线。一旦直线连成，想必定是壮观。剡注即箭射出，箭尾高箭头低，徐徐行进的样子，此射法看似简单，却也在隐形之中验证射手的力度情况和掌弓之技。襄尺，襄音让，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而应站在国君身后一尺的位置，也就是让君一尺，这是古代礼法的体现，君臣之仪时刻都存在。井仪，即连中四矢，射穿靶心，射在鹄的上的位置，要上下左右排列像个井字，这一射法是其中有趣的一种，用箭组字，射者有挑战，看者更是紧张期待。以上五种射法无不要求射者技艺高超，想来观赏亦是有趣。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射艺能者甚少，弓道是传奇也是陌生。
而我们从五射的完成要求即可知，射难度高，应当实现身、心和弓箭三者的高度和谐统一。难度高了，故而基本功的练习就要求更高强度。练习的时候，一个基本动作不断的重复，自然是常有的事。而这样的练习，提高射手技术是毋庸置疑的。在虔诚的目的之下，是锲而不舍的坚持和永不言弃的信念。几百次的重复是烦躁，更是心的磨练。
当然，“射”并非简单地武力运动，在其背后也具有深远意义。《礼记·射义》：“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内志正、外体直”，正是君子之风。“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又是君子的大气。整个射的过程无不包含着礼和处世之道。
对于射，孔夫子也有自己见解，在《论语·八佾》中曾这样说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ráng）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由此可见，“射礼”在春秋时期并不是一种单纯地展示射技的比武活动，孔子的定性为“君子之争”，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比赛与修身养性看似冲突，却是古代射的完美结合。从射义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射”就是告诉射手平心静气，并不执意在比赛输赢上，并从自身反省自己。这样的“争”既无撕破脸皮的丑陋，又无心存芥蒂的假意奉承，处处皆彰显着君子该有的风度与姿态，可谓美好至极。因此，在古代射礼中的“君子之争”，既可以此教化人民，又可巩固君臣之义、长幼之序。
“君子之争”所包含的处世之道，在今天社会仍具有教化意义。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浮躁充斥现实，人们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随之，也将得失与输赢看得尤为重要，所谓“竞争”往往也沦为“小人之斗”。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在“君子之争”的熏陶下，正确地看待竞争，修身养性。“君子之争”，既不图名与利，也不以失败论英雄，认真地、谦虚地看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