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乐治乡
魏欣恬 郭云鹏 彭庆涛
在周代，礼乐便等同于法律，以礼乐治国也就至关重要。以乐治乡讲的是子游武城弦歌和子贱鸣琴而治的故事。武城弦歌，事出子游。子游者，姓言，名偃，子游是其字。因其言语出众，位列七十二贤，深通六艺，被列于孔门“文学”榜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自其年少起，便随孔子观政。由《礼记·礼运》所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言偃在侧”即可观之。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辞鲁国大司寇之位离鲁，子游同行，周游列国十四载。归国后，任武城宰。留下了许多有名的典故，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武城弦歌”一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此时的子游二十五岁，在长期的游历生涯中，饱尝人间辛酸，但随孔子学到了不少治民之术。现实的残酷与内心的抱负一同交织于子游的脑海中，来到武城后，他依夫子之道，以礼乐教化百姓。有一次，孔子过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微笑说道：“杀鸡为什么要用杀牛的刀？”子游说：“从前我听老师您说，君子学习礼乐就会博爱他人，小人学习礼乐就容易使唤了。”短短几句话，子游的管理思想跃然纸上。起初孔子责怪子游以礼乐教化百姓，实为大材小用。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礼乐的教化是有等级的，是教育君子的，《论语》中便有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但是，子游却用它来教化一般百姓，这在孔子看来，无异于大器小用的一种做法。然而，子游认为，礼乐的教化不止限于上层，也应该走下高位，流于民间。民间群众经过礼乐的教化，也会依礼乐行事，这样便可使得治理乡里上下一体、一派祥和。
当然，细看孔子与其学生后来的对话，“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也可以认为是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年龄的孔子，用“将欲是之，必先戏之”的风趣神态和语气，表达了对子游以乐治乡的高度赞美。
与武城弦歌同获治理有方美誉的一个故事，是为“鸣琴而治”。“鸣琴而治”一词出自《吕氏春秋·察贤》，说的是孔子的两位学生宓不齐与巫马期治理单父（今山东单县）的故事。宓不齐，字子贱，春秋鲁国人。在他任单父宰之前，曾向孔子求教治理良方，孔子在与季文子的对话中答过：“不必三思而行。再，斯可矣。”意思是说，做事要思考，但是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容易犹豫不决，事情反而难成，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秉承孔子之教，宓不齐来到单父，在城南择一良址，筑一琴台，弹琴唱歌，教化百姓。在这一过程中，宓不齐不仅使自己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平气和，同时，官府的各种事务也处理地井井有条。
与宓不齐同为孔子学生的巫马期，也曾任单父宰。然而，他在职期间披星戴月，早朝晚退，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在他兢兢业业地治理下也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的迹象。在看过宓不齐整日弹琴唱歌，仍能把单父治理的如自己昼夜不闲一样后，巫马期心中泛起疑惑，遂向宓不齐询问其中的缘故。宓不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就是说，宓不齐的治理之道是使用人才，而巫马期的治理之道是使用力气；使用人才使人安逸，使用力气则使人劳苦。
在宓不齐后来与孔子的对话中，更进一步的解释了他治乡的诀窍。在治理单父时，被他事之如父的尊者有三人，事之如师的贤者有五人，事之如友的能者有十一人，宓不齐就是靠他们来管理政事的。然而，对于巫马期来说，事事亲力亲为，只有自己一人，其中的辛苦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将管理者分为四个层次：“太上，下有知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说，管理者的最高境界是下面知道有你就可以了，其次才是通过你的工作让别人赞誉你。这种想法无疑与宓不齐的“鸣琴而治，身不下堂”不谋而合。
以上两则故事，讲的都是官员治理有方的事情，在“武城弦歌”的故事中，子游以礼乐教化君子与小人，使得政治清明。在“鸣琴而治”中，宓不齐仅仅是每日登台抚琴，便可做到政事井然有序。纵是他们不是孔子最聪明、最贤德的学生，但他们处理政事这种处之泰然而又智珠在握的神态，一如欧阳修所言：“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
方寸之地，了然于胸，万千生民，依乐而治。官员在管理政事过程中，应以礼为先，再以刑辅之。同时，也要注意上下兼顾，体察民意。政策要上下一体才能使得政事更加有条理。当然，在施政过程中，官员勤勉勤政、鞠躬尽瘁的精神值得肯定，然而事必躬亲甚至越俎代庖的行为实则并不可取。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官员在为政过程中，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总揽全局，抓纲务本和选人用人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借众人之事，集千虑之得。
石烂松枯，斗转星移。千年间，孔夫子与其弟子的智慧并未随着时间的打磨而失去灵气，反而因为时间的冲刷更加熠熠生辉。无论是“武城弦歌”还是“鸣琴而治”，都以其宛若艺术般的管理技巧，启迪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以乐治乡，以贤者为楷模，以古人之大智慧为管理之精髓，这需我们后辈牢牢记取、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