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四科

孔 门 四 科

郭云鹏  刘佳亮

距今约2000多年前，有一位贤师圣人，他从30岁起就创办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所私学，开始传业授徒并且周游列国去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不拘泥于当时备受青睐的正统官学，打出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教学理念，一时海内弟子如云，他便是——春秋末年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对于孔子的弟子，《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能六艺者七十二人。”足见孔子弟子之多。那么孔子在那个礼坏乐崩的多事之秋，孔子到底开设什么样的学科来与官学争衡抗礼并且有“三千弟子”呢？在这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有自己独到的学科教学。《论语·述而》载：“子有四教，文、行、忠、信。” “文”所代表的文学是四科中最基础的学科，孔子认为一个人要不断地学习文学知识以达到“博学乐学”的境界，否则就会懈怠无知。孔子在教育学生努力学习文学知识的同时还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就是所谓的“行”。孔子在《中庸》提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如果说学习让一个人多闻有涵养，那么实践才是检验所学知识的唯一标准。要做到“仁善”就必须要亲自去做，只喊口号不办实事只是无用功。至于“忠”“信”科目，是孔子希望学生们所能遵守的做人原则，忠实和诚信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坚守，像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人无信不知其可”等对“忠”和“信”的反思和要求，对当下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另外，关于孔子教授的学科“孔门四科”学界还有一种“孔门四科十哲”的说法。这一说法源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在这里表述了自己对于学科的侧重点，“德行”为首，“德”是做人的出发点，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其次是学习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言语”，最后孔子还要求弟子关心政事和学习文学。孔子在申明自己教学主旨时将四种“顶尖弟子”作为榜样，不仅形成了孔子教学的四大科类，孔子的这十位弟子也成为后世的孔门“十哲”。要理解“孔门四科十哲”这种说法，不妨从“十哲”方面入手来探讨“四科”。

孔子在阐述“德行”时提到了自己的四位弟子，其中孔子非常欣赏颜渊。颜渊就是颜回，以德行著名，后世称他为“复圣”。颜渊家境贫穷但是勤奋好学，可以说他做到了孔子心目中的文人典型。《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孔子对颜渊的溢美之词：“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闵子骞以孝称闻，孔子也非常喜欢他。小时候的闵子骞经常受到继母侮辱和虐待，因此父亲要休掉继母，闵子骞得知后痛苦流涕，替继母求情才使得家庭团睦。冉伯牛善于待人接物，后来恶疾早逝，孔子悲恸万分，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仲弓据说是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仲弓做官为政清廉，主张以德感民，在孔门弟子中德行极高。在《论语·雍也》中，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阐述了“英雄不问出处”的有名理论。孔子在众弟子面前也常夸仲弓：贤哉雍也，过人远也。

孔子认为“德行”立人之身，但接触社会又必须有一个好口才，方能真正做到言行守一，孔子认为宰我、子贡就是“说话”做事的专家。宰我以能言善辩出名，同时他对于孔子很多已经盖棺定论的思想总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孔子曾提出居丧以三年为期，宰我就反驳自己的老师：“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直把孔子给难倒了。子贡是个天资极高、利口巧辞、善于雄辩的“外交家”。孔子在周游列国之时困在陈蔡，是子贡出使楚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才让楚昭王动心出兵救了孔子。另外，子贡精于商业，被称为儒商鼻祖，《史记》载其为“家累千金”。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孔子有着关心国家大事的高尚情怀，所以对于“精通政事”、为人民造福的人，孔子也格外赞赏。冉有和季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和榜样。季路就是人们常说的子路，子路在卫国蒲邑做“蒲大夫”的时候，三年来勤政爱民，被孔子称赞“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最后，孔子教学时除了认为一个人要以德立身，有个好口才、关心国家大事的抱负，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子游和子夏二人便以文学著称。子游担任鲁国武城宰时阐扬孔子的学说，被孔子称赞到：“我的学说在南方得到广泛的传播都是因为有言偃啊！”所以言偃又被誉为“南方夫子”。子夏是孔子后期的优秀学生，他才思敏捷，精于文学，对于学习总是有自己的见解。孔子死后，子夏继承先师之志，办学收徒。出名之后，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其门徒弟子被称为“子夏之儒”，其中不乏诸如商鞅、韩非这样的杰出人物。

总之，不管哪一种“孔门四科”的说法，孔子都教育弟子要身躬德行、通晓文学，还要在人格准则（忠、信）和个人能力方面（言语、政事）下功夫，四者既可以融汇一身又可以“一枝独秀”，这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世代相传，直至今日仍闪烁着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