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董大城遗址
郭云鹏 尚树志
董大城遗址，位于今曲阜市石门山镇董大城村地下，董大城整个村庄恰好坐落于古城址之上。正史中并不见董大城之名，考之民国《续修曲阜县志》所载：“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桓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是时，齐欲吞杞，杞与鲁为亲，地近莒，唇齿相关。故三国私会与鲁之近郊曲池，畏齐故也。杜预注：曲池，鲁地，在曲阜县东北四十里，源出石门山。考石门山距城六十里，其水西南流二十里至董城寨东南折入泗，故名曲池。”曲池与董大城地理位置相符，董城寨即为董大城遗址，也就是今天的董大城村。
1957年春，曲阜县境内文物普查时将董大城村作为董大城遗址登录在案，随后公布为曲阜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春，又做复查测量。孔凡银著《曲阜的历史名人》记载：“城中心有一条十字大街通四面城门，东、西和北门尚存，唯南面由于地势低洼，是一座砖石修砌的水门洞。南面城墙残宽4米，残高4米，北城墙残高5米，宽4米，皆为夯筑。中心大路由南水门至北城门304米，由东城门至西城门285米，城内面积约240亩，周围有护城河一周。”
1985年，济宁市公布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如是叙述：
曲阜城北15公里的董大城村，周有一土城，相传原有外大、内小两城，现存为小城。城呈长方形，东墙长292米，西墙282米，南墙426米，北墙432米，墙宽约10米，四面各开一门，城内面积约0.126平方公里。目前尚未在古籍中发现关于该城的记载，1980年济宁市文物普查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和开方试掘。城下半部夯土层10～12厘米，夯窝直径4～5厘米，上部夯层14～16厘米，夯窝6～7厘米。距城基1米高处，横列一层圆木，木直径10～12厘米，木与木间隔50厘米左右。在城东北角还发掘出四具人体骨架，自城根基向上叠压排列，骨架间以大小不一的数块板瓦相隔。骨架东西向，仰身直肢，未发现随葬品，初判为筑城进行奠基礼时实行人祭的牺牲品。在城内外经常发掘出战国时期的三棱铜镞，宋代崇宁铜钱，1921年还曾出土铜鼎三件，1970年挖掘出窖藏蚁鼻钱19公斤。据其构筑方法、人祭坑及出土文物等初步判断，该古城垣系战国时期建造。
该城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年，保存基本完好，城墙和城门犹在，城墙之外有宽10余米的护城河，而今天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只留有一些残垣引发我们遐想。董大城的城墙为夯土所筑，现存城墙只有西南角和南城墙中段一小部分，西南角城墙保存较好，残长100多米，残高10米，城墙厚约10米。整个城址的轮廓明显，比周边高出近1米。沿城址一周，多有暴露出周汉时期的砖瓦陶片。
《曲阜“三城”址考略》一文曾指出：“董大城、凤凰城、鲁城，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其目的就是防御齐军，保护鲁国。”
其设想如下：“凤凰城与董大城之间是平阔的谷地，是齐鲁交往的必经之路。董大城位于地势开阔的谷地上，凤凰城则位于地势险要的山顶，从凤凰城放眼望去，董大城一览无余，如从董大城的角度，凤凰城也看得很清楚。并且凤凰城位于山顶，放眼北望，一直能看到泰山。假设齐军来犯，凤凰城的戍卒很快就能发现，如果放以狼烟等信号，董大城的守军立刻就可以看见，很快就能做出御敌的准备。并且从董大城再放狼烟等信号，鲁城之内也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齐鲁对峙的春秋战国年间，凤凰城是一个瞭望哨，有少量戍卒驻守，董大城则是鲁国军屯重地，担负着歼敌保护鲁国国都的重任，有大量鲁国军队驻守于此，鲁城则是最后一道防线。”
其实，这样设想是有其道理的。《曲阜地名志》记载，清光绪末年，村民挖土得香炉、箭镞数十，皆铜为之。由于多有兵器发现，人们大都推测该城系鲁国当年一处重要的军屯之所。
值得一提的是，在董大城遗址还曾出土过大量蚁鼻钱。《文物》1982年03期曾刊登了一篇由孔繁银执笔的专门文章，其中提到：“1972年，山东曲阜城北董大城村发现一批蚁典钱，重19.2公斤,计一万五千九百七十八枚。出土时盛在一个灰色绳纹陶罐中,罐已刨碎,显系古代的窖藏。”足见董大城遗址的重大历史价值。
那么，董大城在历史上到底都经历过什么呢？我们就再回到史料中去寻找一些相关的记载。
《左传》：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盟于邓，为师期。杜注：鲁地。
《左传》：桓公十二年，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杜预注：曲池，鲁地，在曲阜县东北四十里，源出石门山，考石门山距城六十里，其水西南流二十里至董城寨，东南折入泗，故名曲池。
《左传》记载：“鲁僖公时，季友封地，季友号成季，故名成邑。后季友因功改封食邑汶阳，此又为孟孙氏之邑，仍名成。”
《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孔子“摄行相事”主张堕三桓之都以削弱三桓势力。首堕郈邑，再堕费邑，唯成城不拆，只因孟懿子的家臣公敛处文告之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
《史记正义》曰：“成在鲁北境内。杜预注：成在泰山至距平县东南，而距平又在汶阳城东北。”成邑在这里所载的位置与后世董大城相差无几，故疑是一地。
《史记》还记载，汉高祖六年，封董渫为侯，此时为董氏采邑。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明确指出渫城即《史记》记载的董渫封成侯之地。“……汉高祖六年，封董渫为侯。”守敬按：……渫当本封成县，而前置泰山郡下。
《太平寰宇记》记载：“桓公十二年盟于曲池。杜注：鲁国汶阳县北曲水亭是也。”宋《鲁国之图》此处有两城图示：一为汶阳城，一为谷牖镇。
乾隆《曲阜县志》载：“（曲池）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地理志》云：汉旧县也，王莽改曰汶亭。”
隋开皇四年（583年），汶阳县与鲁县合并，定名为汶阳县。开皇十六年，原鲁县从汶阳县析出，始定名为曲阜县。
这样来看，今天的董大城一带在春秋以前为邓地，春秋时先后为季友和孟孙氏的封地，名均为成邑。孔子摄行相事主张堕三桓之都时，成邑由于是鲁国的北大门，具有作为前沿阵地阻挡齐国侵扰的功效，没被拆除。此后所谓的成邑、曲池也都是今天的董大城。至汉代时，董大城又成为董渫的封地为渫城。隋时又为汶阳县城。
按姓源邓姓为金天氏之后，董大城的建城时间应在殷商时期，春秋时，由于鲁国最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北方的齐国，故距鲁城北面不远的董大城成为鲁国对付齐国的最主要的门户，成为鲁国最重要的军屯之所。董大城虽然今天被埋于地下，但它拥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值得我们去进行了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