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继新 王广恒
埙（xūn），古代吹奏乐器，属八音之一土类。陶制、空心，故又名“陶埙”，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成的。其形状有圆坨形、管形、椭圆形数种。
在先秦时期，埙为重要的乐器之一，《诗经·何人斯》有“伯氏吹埙”之句。《尔雅·释名》注中谈到了埙的形制：“烧土为之，大如鹅子，锐上平底，形如秤锤，六孔。小者如鸡子。”
孔庙乐悬中曾经用过五音孔和六音孔两种形制的埙。五孔埙是除吹孔外，前面有三个音孔，分布于上、左、右；背面有两个音孔。六孔埙的造型是除吹孔外，前面有四个音孔，分布于上、下各有两个；背面有两个音孔。《文庙祀典考》记载，孔庙祭祀礼乐“阳月用黄钟埙”，“阴月用大吕埙”。黄钟埙应律管，形制律分是：内高二寸二分三厘，腰内径一寸七分一厘七毫，底内径一寸一分六厘八毫。大吕埙应吕管，其形制律分是：内高二寸一分三厘三毫，腰内径一寸六分四厘二毫，底内径一寸一分一厘七毫。埙身漆以朱，绘金色云龙，底悬五彩旒苏。在合乐时，乐生双手捧埙吹奏。
埙的具体演奏方法，《圣门乐志》说：
吹时先以两手名指曲蟠埙底，作环抱状，而两手大、中、食五指并闭五窍，两大指按后二孔，两食指按前上二孔，右中指按前下一孔，平气俯唇轻而吹之，则为黄钟律，谱以“四”字应；微仰更加气则为姑洗律，谱以“一”字应；抑极重吹则为中吕律，谱以“上”字应；放前上右一孔则为林钟律，谱以“尺”字应；凡放“尺”字，余孔俱闭。放前下一孔，则南吕律，谱以“工”字应；凡放“工”字，止闭凡六五字。放前上左一孔，则为应钟律，谱以“凡”字应；若放“凡”字，止闭五六字。放后左一孔，则为清黄律，谱以“六”字应；凡放“六”字，止闭“五”字。放右一孔，则为清大律，谱以“五”字应；凡放“五”字，余孔尽闭。此器极难取音，急不鸣，缓不洪，仰口蹙唇，徐嘘。
古人吹埙，讲究气口，急吹则音不响，缓吹则音不洪亮。只有仰口蹙唇而徐嘘，方为善法。
埙是我国古老的乐器之一。
在今浙江杭州湾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音孔”陶埙，是七千年前的先民所造。陕西半坡遗址也曾出土有六千年以前的陶埙。山西省博物馆藏有1931年间，万泉县荆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三枚陶埙，其中有呈筒形的一孔埙；有呈椭圆形的二孔埙；以及呈扁圆形的三孔埙。我国殷商时期的音乐文化比较发达，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区殷代墓葬，出土的一大一小两个陶埙，都是五个孔，一个吹孔的“六孔埙”，可发出各种音。这说明，殷代我国的音律水平已经很高了。
殷商以来，陶埙大多为平底或鹅卵状。这时期，虽然外形尚未定制，但由于按音孔的增加而吹奏的音列也就不同，所以，对于制造工艺及其形制的要求，便愈加考究。在演奏技巧方面亦渐有提高。比如，唇有俯仰，气有疾缓。依靠俯吹、仰吹、轻吹、重吹，以及气口变换，并以音孔开闭而取得不同音高等等。
古埙在孔庙祭祀乐舞的管弦乐器编配中，是以其特有的音色、音域等性能，在高音篪、笛及箫等管乐器中发挥了衔接性的和谐效能，使管乐众声浑然一体。因此古代人常以埙、篪合奏。
埙，因其形制大小，而有“雅埙”和“颂埙”之称。这是因为形制大小而有其音高和音色的不同，这也是为了适应祭孔活动在春夏秋冬四季，使用不同宫调演奏的需要。我们可以通过孔庙沿用的六孔和七孔陶，对照古代一孔、二孔、三孔以及后来的六孔等各种不同形制的埙，作一比较，其古埙的演变与发展，可以划分为“食猎实用期”、“原始型旋律吹奏期”和“固定音程关系期”。
殷代是我国十二平均律趋向完备的历史时期。殷墓出土的六孔埙，是这一乐器已经发展到具有固定音程关系和一定音阶序列的时期。这时期的陶埙，是以吹奏各种旋律为其显著特点，是在各种合奏与伴奏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具有特殊色彩的民族乐器的相对高级阶段。因此，也推动了十二平均律体系及其学说的定完善。同时，律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殷商及西周之际音乐文化和乐器的发展。
古代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不仅总结了八音乐器的方法和制造工艺，同时也总结了器乐的审美学说。比如乐队中向来以八音配套，不得有缺，这是来自人们对乐器声音的形象意识。荀子认为：“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肃和，筦、箫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
早在西周时期的各种祭祀活动或大型乐舞表演，都有编制庞大的乐队，八音和鸣，声应相保。把音乐的和谐之美感充分表达出来。
中国古代所说的“和”，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魏绛所说的“乐以德”，伶州鸠以为“平和之声”可以“中德”，晏子认为和的音乐“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自孔子起，把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他说“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还十分重视音乐对社会和人身修养的作用，他的“兴观群怨”的思想虽然指的是诗，但与音乐也分不开。兴是发动、鼓舞，指感染作用；观，是观风俗之盛衰，指认识作用；群，是互相影响，沟通人心，指教育作用；怨，是怨刺上政，谴责不良政治，指批评作用。孔子的“成于乐”的思想，则是指音乐对个人的修养而言，是说通过学习音乐造就一个完善的人。孔子提出的文质统一的思想也适用于音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内容掩盖形式就显得粗野，形式胜过内容则流于浮华，“文质彬彬”才是理想境界。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都是孔子中庸思想在音乐观中的具体体现，他的“中庸之为德”的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批评标准，对后代的形响很深。
孟子是儒家学说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在音乐的教育作用方面，他的见解比孔子进了一步，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他看到了音乐比语言具有更为强烈的染力，这就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音乐启动人心、陶冶性情的巨大社会功能。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音乐要合乎“礼”，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在音乐的社会作用方面，荀子与孔孟的看法相近，也强调“和”的功能：“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荀子的音乐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乐论》中。
埙，为八音之一，在隆重而盛大的合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一些音乐工作者，仍对古埙加以研究，谱写了以埙吹奏的乐曲，使埙这一古老的乐器，迎来了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