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处
刘岩 彭庆涛
在曲阜城东南6公里，有一古村落名“息陬”，现村内孤零零立有清乾隆辛卯年（1771年）“孔子作春秋处”碑刻一通，使人浮想联翩。其实，上了年纪的曲阜人清晰记得旧时此处原为“春秋书院”，是曲阜著名四大书院之一。
春秋书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保存的还较为完整，其规模为二进院落的庭院，南北长42米,东西长35米。大门3 间，二门1 间，门两旁各有掖门1间。院内大殿3间，阔11.25米，进深7.12米，绿瓦覆顶，回廊，在当时的环境之中甚是壮观。史料记载，旧时殿内上方悬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横匾一方，上书“春秋书院”；正中神龛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左右神龛供奉颜、曾、思、孟“四配”牌位。殿前建有卷棚3间，阔11.25米，进深3.20米，灰瓦脊顶。东西配房各3间，灰瓦顶，前出廊，内供奉十二哲及七十二贤牌位。大门外则立有“孔子作春秋处”石碑。
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孔子真的在此作过《春秋》大业？
历史淹没了许多真相，今天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番。
曲阜春秋书院，旧时还含有春秋台、还辕桥、浣笔池，看似有着孔子的足迹，像模像样像真的。据考，第一次把“春秋台”写入史籍的是南朝人任昉（460～508年），他在《述异记》这样写到：“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就此一语，后人便认作孔子作《春秋》于此。《曲阜地名志》就这样记曰：“《曲阜县志》载：‘春秋书院即春秋台，在城东南十里西邹村，士人又谓即息陬。任昉《述异记》云孔子作《春秋》于此。宋时立庙设像，以本村市税为祭祀之用。’”此语不知从何而来，并且“宋”是南朝宋（刘宋）还是赵匡胤的大宋？言语不详。民国《续修曲阜县志》还是比较严谨的，这样记载到：“相传此地为孔子作《春秋》处，孔氏族人及附近居民倡修春秋书院，以奉至圣先师。由圣公府委奉祀官春秋致祭。”
此处为祭祀性庙堂古建筑院落毋庸置疑，但初始年代、规模却无从考证了。清代曾经重修扩建。
孔子在此作《春秋》，大概是源于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段的误读：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
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qú）伯玉家。”
集解：王肃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隐：此陬乡非鲁之陬邑。家语云作“槃操”也。
有专家考证，这里讲的是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前493年），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卫灵公器重，质直的孔子就想西去晋国拜见传说中极富政治智慧的赵简子（《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的孙子）一段故事。
孔子来到黄河岸边正准备渡河时，听说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杀了，大失所望。悲切地看着滔滔河水感叹道：“滚滚流水是多么的壮观啊！我的命不好，注定不能成为弄潮儿了！”弟子子贡听到后就问：“为什么呢？”孔子感叹道：“窦鸣犊，舜华是难得的贤才，赵简子落魄之时得到他俩的帮助；成事之后却把他俩给杀了。我听说杀鸡取卵的事都能干得出来，麒麟就会躲开；竭泽而渔，蛟龙就不调合阴阳来兴致雨了，倾覆鸟巢毁卵，凤凰就不愿来这里飞翔。这是为何？不是君子办的事！那些禽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避开，何况是我孔丘呢！”于是便回陬乡休息，期间创作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掉窦鸣犊、舜华两位贤人。随后又回到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
《世家》记录孔子这一段的活动为：离开卫国，欲西见赵简子，不得，遂回到卫国。这里并没有提到鲁国。
古人皆未指出此时的孔子返回了鲁国的陬邑，不知为什么，至清时曲阜当地人带着美妙的猜想，愣是把孔子绑架到此地。这极有可能是陬邑人的误读，或故意而为之，把鲁国陬邑“西邹村”（一作“西鄹村”）改作“息陬”之名以示纪念，又附会出是作《春秋》之地。
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又记：“息陬集捐收入为常年祭费，今于祭费之余附设明德小学。”这是1934年的事，春秋书院改为明德中学附属小学。自此春秋书院，具备了祭祀和教育的双重功能。
在1956年，中央政府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曲阜作为文物重点地区也积极参与其中。当时的普查记录写到：春秋台残高2米，南北15米，东西14米。春秋书院有大门3间，二门1间，左右掖门各1间；大殿5间，卷棚3间，东西配房各3间。东西小院有“官厅”、“神厨”及守庙人宿舍。
东西小院有“官厅”、“神厨”及守庙人宿舍因年久失修，弃之不用，后逐渐倾塌贻尽。大殿、卷棚等建筑也是如此，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院落的地基逐渐被村民占用为民房。“孔子作春秋处”石碑及传说中的“还辕桥”、“浣笔池”仅仅作为春秋书院的文化坐标了。
这里还想谈谈关于孔子作《春秋》的事。
孔子作《春秋》似乎已成定论，特别是儒家学派的奠基者孟子有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此言一出，权威至极，后人大都认为《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成为千真万确的事。
司马迁也坚信此说，《史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但也有不同的见解，《左传》作者左丘明、《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则认为孔子是“修”《春秋》。所以，对孔子作《春秋》，历史上也不乏质疑之声，只是此声说的比较委婉，可能是惧怕背负得罪圣人的名声吧。孔子说过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述而不作”，《春秋》所记跨度达242年鲁国之大事，太史官非一人所能及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子不是鲁史官。孔颖达就明确指出：“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
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有详尽的辨析。他总结道：“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想想也是，孔子开设“六艺”中的历史课——《书》，极有可能含有鲁国史《春秋》的成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就是孔子的教材，历史和当代史孔子都要讲，不回避，这是教育大师的风范，也是孔子的风骨。
总之，此地作为一处文化景物，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极富人文价值，今人对它凭吊观瞻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先人们对它付出过情感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