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礼器——簋
孟继新 牛秋鹏
祭孔，也称祀孔，是为尊崇与怀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
孔庙祭祀分为释奠仪、月望行香仪、岁时常祭仪、告祭仪、祭中兴祖仪、皇帝亲祭大典、御遣官祭告等种类。释奠每年举行四次，规定在每季度的仲月，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的上丁日举行，因此，也称“丁祭”。
丁祭的程序最为复杂，所有参加祭祀的官员、族人、执事等等，均需在祭前三日开始沐浴斋戒。临祭之日，设钟鼓于杏坛，鼓三通后，祭仪正式开始。先由掌宰官瘗毛血迎神，由太祝、太史接神至殿内。衍圣公依次在孔子及四配神位前行初献，上香、奠帛、献爵、读祭文。然后行亚献、终献礼。再行饮福受胙礼，由太祝代表神向衍圣公赐福酒和胙肉。最后送神出殿，并将供馔送至瘗所瘗埋，把帛和祝文送到燎所焚烧。在衍圣公行献礼的同时，在十二哲、两庑、启圣殿、崇圣殿、家庙等处，都有分献官分别行献礼。
月朔释菜仪，是一种简单的祭祀，每月初一在孔庙举行，人数不多，且只行一献礼。月望行香仪，是每月的十五，举行的祭祀，规模同月朔释菜仪一样。岁时常祭仪，又叫家祭，供物与释菜礼相同，行三献礼，每年元旦、正月十五、端阳、中秋、重阳、冬至、岁除共七次，在孔庙家庙和崇圣祠举行。告祭仪，指的是，凡衍圣公家中有事，则奉祝文告于家庙。
皇帝亲至曲阜举行的祭孔大典，是最隆重，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种祭孔活动。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共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曲阜，对孔子顶礼膜拜，使曲阜这座东方圣城，更加令人瞩目，也使孔氏家族，增添了许多光彩。另外，还有一些御遣官员经常来祭孔。现在孔庙内保存了很多关于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祭文碑刻。
在诸多类型的祭孔活动中，都需要使用礼器，而礼器中的簋则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物？古代的簋又是什么样子？
其实，簋就是古代的一种器具，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在商周时期却很流行。
商周时期，簋是用来盛粮食的食器。在古时候，古人盛饭不用碗，而是用簋。古人宴飨席地而坐，簋放在席上，用手到簋里取食物，所以至今，还有些少数民族保留着这种生活习惯。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一处周代遗址的窖藏中，出土了一件铜簋。这件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一对兽形耳朵，圈足下有方座。腹与方座装饰着饕餮纹，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饰有蝉纹，簋内底面有铭文四行共有32个字，字体接近于商末的文字。铭文大意是：武王伐纣，在甲子日黎明，对伐商能否取得胜利进行了卜问，兆象很好。就在当日，周师一举打败了商军。到了辛未这天（即甲子日的第七天），武王在驻军处，用金（铜）赐给有事（官名）利，利觉得很荣耀，便铸成这件铜簋作为纪念。
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周武王乘商纣用兵东夷，后方空虚之机，率领诸侯进军到商都朝歌近郊的牧野。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作了著名的《牧誓》，率军奋进。由于商军的“前途倒戈”，致使商军大败。当日夜，纣王自焚而死，立国近六百年的商王朝由此灭亡。
利簋是迄今发现西周时期最早的一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利用他所得到的金特意铸为铜簋，世代永传，足见簋在礼器中的地位之贵。
簋多为青铜制，总体是圆形的，由圆口，圆腹，圈足组成。足在腹底，呈圈状。簋无耳或有两耳，有时也有四个耳，方座为底或者带盖。簋的形制，从商周至春秋战国，屡有变化，有的纹饰繁缛、有的较为简单。
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而元士是三鼎二簋。
在迄今能见到的簋中，除了利簋，还有一件著名的“天亡簋”。天亡簋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因为作器者是周武王祭祀祖先时的助祭大臣，名叫天亡而得名，又因铭文中有“王又大丰”的字句，所以又叫做大丰簋。
天亡簋通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是由侈口、圆腹、圈足、方座构造而成。腹附四耳，耳是兽形状，都有重耳。在器腹与方座外部均饰以张口回身的龙纹，圈足部饰变体龙纹带。腹内刻有铭文8行，共76字。铭文的意思：先说武王要举行祭祀大礼，泛舟于辟雍的池中，王祭祀于辟雍内的明堂。武王降命于助祭的天亡，让他帮助文王和事喜上帝。然后记述武王受到文王的护佑，终于灭商。作器者天亡在记述武王之命后说明，为了称颂王的功德，而作此簋以为纪念。
此外，还有一件“簋”也值得一提。这件器物197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村，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鼓腹、圈足，有方座。两兽耳，兽有类似大象的两长牙外突，有突起的角。颈足饰窃曲纹，座面四隅饰饕餮纹，腹及座饰直纹。内底有铭文12行，124字。
铭文上的内容是厉王胡祭祀先王的祝词，大意为：周厉王自称昼夜不敢安逸纵乐，以供祀先王。在大礼中享祀先王是天之常道，只有伟大的先王才有资格配享皇天，所以我率领官吏百姓宣扬称颂先王并以礼祭于祖庙。胡作此宝簋，以丰富的祭品厚待我伟大的、既有文德又有功业的祖辈、父亲以至于前朝有文德之人。我们的先王与有文德之先人经常往来于上帝之所，敬申上帝宏大而美好的命令，以忠诚地保佑我周王室和我的王位。我深感自身责任重大，力不从心，故祈求上天和先王降我福祉，以使我能效法先王宏大而深远的谋略。我将多多祭祀，以祈求长命。先王先祖高高在上，保佑下方。
综观此簋全铭，生动地记载了厉王胡在尊祖配天之祭中的祷词，它与典籍中所记述的西周祭礼制度，相互印证了周人顺应天命、尊祖敬天的思想。
这件簋是目前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中最大的簋。它宽大而华美的双耳，与高而厚重的底座相对应，使得这件器物具有一种特别的稳重感，可以说是华丽而不失庄重。如此厚重的器物，在西周晚期还是不多见的。
《圣门礼志》中对簠簋器物在祭孔礼仪中的应用，也作了相应的解释和规定：“祭器也，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簠方簋圆，刻木为之，尚质也，方座圆体，口小而腹大，穴其中，以实稻粱黍稷。”而通过《圣门礼志》的这段话，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早期的簋是用木刻成的，后来才逐渐被铜所取代。而簋中所盛祭品，就是我们常见的稻粱黍稷。稻粱黍稷，是古鲁国的主要农产品，而据史书记载鲁人一向有重视农业的传统。
鲁国是周人建立的国家，周人的祖先“弃”曾被尧尊为农师，舜又将“弃”推为后稷（农官），被后人当作“农神”而崇拜。《汉书·地理志》记载，到公刘、大王、文王时期，周人依然“有先王之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备。”鲁国建立后，周人的重农意识与当地人的重农思想融为一体，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无论如何，簋的发现和史书中的记载，都对我们了解这样一件礼器有一定的帮助。我们除了在知道它的大致形状以及构造之外，也对它所具有的独特历史价值，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