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十供
曹帅 孟继新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皇帝弘历第六次来到曲阜，举行盛大的祭祀孔子典礼。弘历这次驾临曲阜，非同往常，不但场面宏大，而且还奉其母老皇太后一同前来，更为巧合的是，正值皇太后八旬寿年。因此圣典尤隆。
弘历这次驾临曲阜，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就是赐予孔府十件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礼器。这十件青铜器，被称作“商周十供”，至今珍藏在孔府内。
十供包括：木工鼎、父乙卣、亚弓觚、方鼎、饕餮甗、牺尊、伯彝、宝簋、蟠夔敦、夔凤豆。
木工鼎。商代。高25厘米，口径24.5厘米。圆口，鼓腹，直腿，直耳，三圆柱形鼎足，双耳在口沿上。腹内有铭文七字“作父戊鼎木工册”，三足及鼓腹上皆带兽面纹。通体温润光泽，遍生碧绿翠斑。上配紫檀木雕圆盖，盖上饰镂雕白玉钮，下配紫檀木座，篆刻“乾隆御赏”四字。
父乙卣。酒器，商代。高33厘米，宽25厘米。器呈椭圆形水囊状。鼓腹圜底，外撇圈足， 盖为倒扣碗状，束颈较宽，内凹。蒜头盖钮，下为子口，盖为母口，腹宽处两端为双环耳，系粗绳纹提梁，正背面中为兽形鼻，素面。器内壁和盖内壁对铭“册父乙”三字。清代配紫檀木座，刻款“乾隆御赏”。器物铜色泛红，为传世久远所致。通体温润光泽。
亚弓觚。商代。高32厘米，口径21厘米，圆筒形，收腰，敞口。四面有凸起兽面纹一周，内有铭文“亚尊”二字，因此亦称为“亚尊”。遍体朱紫，温润光泽。配以紫檀木座，篆书“乾隆御赏”。
方鼎。周代。高25厘米，宽27厘米，器为方形，鼓腹，方口，口沿上置双方耳，下为四蹄形足，前后面鼓腹上各有方环纹一对，遍体红绿斑彩，温润光泽，并配以紫檀木盖和木座，篆书“乾隆御赏”。
饕餮甗。周代。高39厘米，口径27厘米，器物由甑、鬲组成。甑锅形敞口，拱形二附耳，甑底十字形开孔，下部契形子口，上部饰带状云雷纹，其他素面。鬲上部母口，袋状三足，腹饰凸起饕餮纹，无铭文。清代配玉钮木盖，檀木座，篆刻“乾隆御赏”。器物光泽温润，花纹清楚。
牺尊。酒器，周代。高29厘米，身长39厘米。通体为小牛形，酒自牛背注入，由牛口倾出。前腿直立，后腿微曲，双耳直伸稍后仰，小尾下垂。通体温润，暗黄如玉，由于传世年深日久，因氧化出现红斑，美丽壮观。清代时配以紫檀木座，上刻篆文“乾隆御赏”。
伯彝。又称伯簋，盛器，周代。高16厘米，口径24厘米。敞口束颈直腹，外撇圈足，两侧铸螭纹耳，正背面兽形鼻，下有立棱，将整个器物纵向划分为四区，花纹横向又以带纹划为二区，上部为细云雷纹，在鼻部组成二兽面，下部为粗云雷纹，在直棱处组成二兽面纹，圈足以凸棱鼻组成二兽面纹。缺盖，器内壁铭文四行二十字，漫泐不清，可辨者六字：“伯作尊彝用……永……”。清代配玉钮檀木盖和檀木座，刻款“乾隆御赏”。器物造型典雅，花纹清楚，富有光泽。
宝簋。周代。器为长方形，高9.5厘米，长34厘米，宽22厘米。上敞长方口，收腰，下底四角方形足，内有铭文13字，可辨识者为“自作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其余二字漫漶不清，缺盖。此器配有木座，款刻篆文“乾隆御赏”。
蟠夔敦。周代。高24厘米，口径37厘米。圆形鼓腹，覆碗状盖。盖饰凸弦纹和带状蟠夔纹，下为契形子口。器上部为方形母口，饰带状蟠夔纹，下部为凸弦纹，圈足饰垂鳞纹，兽形三短足。无铭文，色泽青碧，光润异常。下配紫檀木座，篆刻款“乾隆御赏”。
夔凤豆。战国。器高26厘米，宽24厘米。有盖，子母口，双环耳，鼓腹，收腰，圆圈足。通体雕夔凤纹，内嵌金银，黄白交错，通体温润光泽。下配以木座，篆款“乾隆御赏”。
从弘历颁赐“商周十供”这件事上，不难想像出，这次祭孔活动的规格是多么高。
其实，早在巡幸的前一年，弘历为这次东巡曾多次下旨，命山东准备接驾事宜。尤其泰安、曲阜两地，更应当着重筹备。因为皇太后要到泰安岱庙及碧霞祠拈香，后到曲阜朝圣。“明岁正届圣母八旬圣寿，慈意亦欲亲诣拈香，……山东境内前往泰山曲阜陸程尚有数日，前经富安明奏明，添设行宫数处，以供顿宿。因念圣母年高瓦屋较毡庐更为安适，且可省运带行营城分之繁，姑允所请。”“所有一应事宜，着各衙门照例预备。钦此。”（《曲阜县志·通编》）
然而，在曲阜接驾的主要任务，还得衍圣公来完成。所以，衍圣公孔昭焕为这次迎驾老早地便忙活开了。一张张札谕，一份份差票，从孔昭焕手中发出。
等到皇帝弘历驾临曲阜的那天，衍圣公孔昭焕率所属官员、宗族及庙、佃户人、黄童白叟，匍匐恭迎，胪欢称祝，悦豫天颜。
《曲阜县志·通编》记载：“圣驾幸阙里，御行服，乘步辇入崇信门。诣孔子庙，入德侔天地坊，乐生奏《仙源九祝》之曲。原任户部主事孔继汾、署五经博士孔广果恭导，由奎文阁左翼门入大成门外降辇，由中道步入大成殿拈香，如乾隆二十一年仪。”
命工部尚书和硕，额驸福隆安，吏部右侍郎曹秀先，礼部侍郎金甡，刑部左侍郎钱惟城，内阁学士福德，光禄寺卿申甫，太仆寺卿皂保等，分献四配十二哲及两庑内的先贤儒。
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于敏中祭祀崇圣祠。参加助祭的还有翰林院侍讲学士德昌，翰林院左中允哈福纳，翰林院五经博士孔传锦，世袭六品官孔传松。
祭毕，弘历出大成门，步至奎文阁西，阅碑石。
当弘历看到孔庙中，所陈祭祀礼器不过汉时所造，特令颁赐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件，供列庙庭，以副朕则古称先至意。这十件铜器，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周十供”。
《曲阜县志·图考》记载：“皇上临幸释奠特降圣谕，前岁修葺太学告成，因念阙里庙堂设有牺象诸尊，爰择镌藏周范铜鼎、尊等十事，陈之大成殿用备礼器。兹临幸曲阜祗谒先师，阅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惟兹昌平圣里，宜陈法物，以为观美。著仿太学之例，颁内府所藏姬朝铜器十事，备列庙庭，用惬从周素愿。俟朕回銮后，慎选邮发，交与衍圣公孔昭焕世守勿替，以副朕则古称先至意。钦此。”
弘历回京后，于当年十二月，遣官赍到。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次，陈以花梨几一张，又有图册一本，每图各有印章，其后各有图说。衍圣公孔昭焕率其族属恭迎祗领，具折扣谢，敬藏礼器库内，祭祀则恭陈于庙中。
这批青铜制成的“商周十供”，形制素朴，纹饰精美，古色古香。有的布满了凝重的绿锈；有的间以暗色的红斑；有的铸有铭文。器物皆配以精雕的木座，有的还补以细镂的顶盖，盖上嵌以玲珑的玉钮。孔府以御赐“十供”为无上光荣，多年来敬谨收藏，密不示人。取放时格外小心，即便是有催促，取放人也必须保持镇静。
1947年曲阜解放前夕，孔府主人将“商周十供”等一批珍贵文物，装成五十余箱，运往兖州，准备上火车运走。但因交通不便，未及带去，临时存放在德国天主教堂内。1948年兖州解放，这批文物全部被查获。解放军将其中二十多箱贵重文物，如“商周十供”、“五贡”等用大马车运往山东东部根据地，其余运回孔府。
保存在根据地的二十多箱文物在济南解放后运往济南。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为保障安全，将这批文物又保藏在济南千佛山石洞中，直到1955年才又重新运回曲阜。“商周十供”，不仅具有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经历了故宫的收藏、皇帝的钦赐、孔庙的供奉，还见证了一段新中国建立之际对文物安保重视的特殊经历，使其承载了更多的历史人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