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明 孟继新
在曲阜，作为圣人后裔，所有孔氏家族成员，都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够顺利陪葬孔林，这几乎成了孔氏族人心中的目标。因为，能附葬在孔子墓边，这是很荣耀的事。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些孔氏族人，虽然生前声名显赫，但去世后却不能归葬孔林。
旧时，犁铧店村南有一处清代孔氏墓地（随着近期的开发，墓地现已不存，保护标志碑尚在），墓地的起始者就是孔子的六十九代孙孔继汾。他是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的第四子，清代著名的学者、经学家。他笃志励学，知识渊博，精通经史与金石学，手校经史诸书，刊为家塾读本。一生从事孔氏家族史研究，皓首穷经，曾为乾隆皇帝进讲过经书，官至户部主事，军机处行走。最后却因文字狱含冤获罪，直到晚年客死他乡。按祖法不得入葬孔林，令人唏嘘不已。
孔继汾，字体仪，号止堂。十四岁时取恩贡生，二十一岁时考中举人。因当年衍圣公孔昭焕正在年幼之时，虽爵位在身，但不能独自掌管府务。这期间孔府的府务，基本上是由孔继汾代管。
孔继汾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孔氏家仪》、《家仪答问》、《劻仪纠谬集》、《丧服表》、《文庙礼器图式》、《丧祭仪节》、《圣门乐志》、《文庙乐舞全谱》、《阙里文献考》、《孔子世家谱》、《东家嫡系小谱·齿序》、《孔氏大宗支谱·齿序》、《行余诗草》、《文献通考序》、《春秋金锁匙》等。
孔继汾因文思才干具优，而闻达于孔族内外，但是孔继汾也因为自己的著述而引火烧身。
这年已是六十岁的孔继汾，因著了一本《孔氏家仪》被族人告发，说是书中任意更改《大清会典》，有欺君犯上之罪，因此获罪入狱。而且，把个衍圣公孔宪培也糊里糊涂地给牵扯进去，落了个失察之过。
乾隆五十年（1785年），孔氏族人，原任孔庙四品执事官孔继戍，突然呈文到山东巡抚衙门，状告革职主事孔继汾著《孔氏家仪》一书，有增减《会典》服制，并有“今之显悖于古者”、“于区区复古之苦心”等字样。
山东巡抚明兴，接到报案后，打开孔继戍送来的《家仪》一看，“果然语多狂妄”。随后，明兴饬令布政使按察使再逐细磨勘，同时又飞饬曲阜县衙门，速速查取印书的板片，拘捕孔继汾，提解赴省讯取确供。
此案被定为大案要案，巡抚明兴亲自审讯，布政使冯晋祚，按察使陈守训协助调查。
不久，孔继汾连同被查出的印书版本，一齐提解到省。初审开始，孔继汾便呈出一本《家仪》，但孔继汾呈出的这本《家仪》，与孔继戍拿来的原书互不相同。很显然，孔继汾呈的这本《家仪》是经过挖改的，而且还少了书中的《问答》四卷。
在审问时，孔继汾不但不认罪，而且还据理力辩，明兴见孔继汾不服罪，且此案又关系国家重典，没有自作处理，而是急速上奏了朝廷。奏本还附上了孔继戍、孔继汾呈出的各原书粘贴黄签并孔继汾全供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在上奏朝廷的同时，明兴又委任布政使冯晋祚亲诣曲阜，会同衍圣公孔宪培严行收缴《孔氏家仪》，并严查孔继汾的其它书籍中有无妄为议论之词。
孔继汾虽是孔宪培近支长辈，但事到如今，他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许多。所以当冯晋祚来到曲阜后，孔宪培没敢怠慢，马上会同冯晋祚带领大批人马，前赴孔继汾家搜查。
孔继汾居住的十府里，合府上下，突然祸从天降，一时间喧嚷四起，乱作一团……
而那一边，乾隆皇帝弘历看了山东巡抚明兴上奏的奏本后，一时火起！说道：“孔继汾曾任司员，在军机处行走，其人小有才干，若能安分供职，自必早加擢用。以其居乡多事革职，本非安分之人，故弃而弗用耳。彼应安分改过，乃著《家仪》一书，则因其平日抑郁不得志，借以沽名纾念，其心更不可问。若使仕宦通显，必不以著述为能。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孔继汾著书革职拿交刑部，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审定拟具奏。孔继戍亦著解部质讯。至孔继汾身系圣裔，即其书果有狂妄，亦止应罪及其身，其子弟族众均毋庸连及，以示朕遵崇先圣加恩后裔之至意。”
孔继汾被押解到京，打入刑部大牢。
由大学士阿桂，会同刑部喀宁阿严审，当问及孔继汾是如何妄作《家仪》一书，又是如何沽名纾忿，影射朝廷的？孔继汾说：“书内所说‘今之显悖于古’及‘时俗之万万不可从的’两条，‘今’字我实指今俗而言，并不敢指斥今制。因此书说丧仪的最多，我见家中遇此事仪节多与礼相悖，如卷五内所说‘古礼敛必掩形，今俗衾不覆首，古礼束帛依魂，今俗魂帛结成人形。’如卷六内所说‘古礼大祥弃杖，今俗葬后三日即弃杖’等事，都是世俗显悖于古不可从的。但我不说显悖于‘礼’，竟说显悖于‘古’，并用‘复古’等事字样，就是我糊涂不通，该得重罪了。又书中所说‘律本简略遂成漏文’及指出增减会典内图次字样各节，我因《会典》降服报服间有无明文的，如妻为夫之庶母一条，服制未详，是以于书内增入，其实律文内既有正服则降服报服自可类推，并非简略漏文，我又补入，实系我无知妄作。还有何辩呢。”
阿桂看了孔继汾所称“复古返古”等字样，及辩论服制增减律文之处，虽书中标签出的地方甚多，但大略总不出此数语，而孔继汾已经认罪，可以继续往下审别的问题。
阿桂拿出孔继戍呈出的书，与孔继汾所拿来的书，做了比较，指出：“孔继戍呈出书本与原来不同处甚多，明系闻知孔继戍要呈首，是以将违悖字样挖改？”孔继汾说：“我书内挖改处，都是随时看出措词未妥陆续删改的，孔继戍呈出的就是我的原本，但求查对其中多系字句未妥之处，若知道孔继戍要将书呈首，方才挖改，书内签出各条，我何不全行改去呢？求详情。总之我一家世受国恩，至优极渥，继汾具有人心，何敢稍萌悖逆之念。只因我曾经出任，缘事革职后在籍间居，无可见长，妄意著一部书，希图宗族中说我是有学问的人，可以邀取名誉。我又糊涂不通，不知检点，以致措词种种舛缪。今蒙指驳诘讯，追悔无及，只求将我从重治罪就是恩典。”
阿桂见孔继汾认罪，心中大快，便命孔继汾在供状上画了押后，重新押回大牢收监起来。
既已审明，便可定罪！根据清律载：“增减制书未施行者，绞监候……”等语，对孔继汾作出处理决定：“孔继汾身系圣裔，曾登仕版，世受国恩，自宜明理安分。前以居乡多事，蒙皇上不加严遣，仅予摈弃，孔继汾尤宜愧悔改过，乃复因不能出仕，抑郁无聊，妄著《家仪》一书，异邀名誉。诚如圣谕‘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且《会典》为奉行定制，典则昭然。孔继汾率以己意，援引舛缪，虽只为伊家所行仪节起见，尚非有心违悖与增减制书者，较属有间，照增减制书律，量减一等，拟流不足以示惩儆。孔继汾应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为在籍人员无知妄作者戒。”
孔继汾所著《家仪》，系于乾隆三十年刊刻，作为宗主衍圣公的孔宪培并未举出，亦有不合。但是，孔宪培已行具折请罪在先，且蒙皇上俯念圣裔，予以宽免。孔宪培亦毋庸议。
孔继汾已年过花甲，却披枷带锁，长途跋涉，前往新疆服刑。孔继汾的次子孔广森，当时为翰林院检讨，由于他多方求情，并筹集了赎金，使其父于去新疆服刑的途中被赦免回籍，孔继汾蒙遣此难，忧愤满腔，不愿家居养老，遂南游杭州，排忧解愁，抵达不久，竟染病不得医治，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六日，客死在友人梁同书家中。他的尸体被运回曲阜后，因他是被“罪”之人，不能归葬孔林中，只得葬于曲阜城西犁铧店村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