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孟祥才（1940年——），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传》《孟子传》《秦汉史》《先秦秦汉史论》《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梁启超评传》《王莽传》《中国古代反贪防腐术》《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汉代的星空》《汉朝开国六十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山东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思想史》等个人专著32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有关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著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炎黄春秋》《文物》《文艺报》《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史学月刊》《江海学刊》《人文杂志》《史学集刊》《孙子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两次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只有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被誉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在它产生后的两千多年间，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历久不衰。自汉朝开始，直到今天，学者对它的注释不下百家，对书中所展示的思想意蕴的研究、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原因在哪里呢？
一是因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历代对他的真实性、时代性和他与《道德经》的关系的争论不断，聚讼纷纭，至今也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说，罩在老子头上的那一层神秘兮兮的纱幕一直没有彻底揭开，使他长期无法脱离“朦胧”状态，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始终如雾里看花。二是因为《道德经》五千言是一篇充满哲理、言简意赅的“朦胧”的诗体散文，后人几乎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解释都岐义纷呈。从学术上看，这种情况是完全正常的。不过，话又说会来，尽管学术上对老子这个人和他那部书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共识还是有一些，这就是公认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的辩证意识，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思维发展的最高水平。
虽然学术界对老子的姓氏、里籍、生平事迹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承认，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
司马迁的记载告诉我们，老子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生当春秋晚期，比孔子略早一点。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即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博物馆馆长。正是由于担任这一职务，使他有条件阅读周王室珍藏的历代典籍，能够见识大量的珍宝器物，成为当时学识最渊博的人。据《庄子》一书的记载，孔子30多岁到洛阳时，曾经登门拜访老子，向他请教有关礼的问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抄录了这一段记载。据说孔子辞别老子时，老子对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听说，富贵之人拿钱财送人；仁德之人拿有益的话送入。我不是富贵之人，就冒充仁德之人，送给你几句话作为临别赠言吧：聪明深察的人接近死亡，因为他喜欢议论是非；雄辩博学的人危害自身，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短处。所以，做人的儿子心中不要有自己，做人的臣子也不要有自己。”又说：“君子遇到明主就驾车侍奉他，不遇明主就像飘蓬一样随风流转，刮到哪儿就在哪儿。我听说，一个优秀的商人将财富深藏不露，似乎一无所有。一个德行高尚的君子，容貌好像很愚笨，去掉你的骄气和奢望，去掉你姿态的容色和淫逸的志向，因为这些对你自身都是无益的。我所能告诉你的，也就是这些了。”离开老子后，孔子一直绞尽脑汁体味他那段话的深意。后来，孔子对弟子们讲了他对老子的看法：“鸟儿，我知道它能在天上飞；鱼儿，我知道它能在水里游；野兽，我知道它能在地上跑。在地上跑的，能够用网把它逮住；在水中游的，能够用线把它钓出来；在天上飞的，能够用弓箭把它射下来。只有龙，我不知道它怎样驭风驾云遨游青天，我见到的这位老子，大概就和龙一样吧！”这里，孔子眼中的老子，尽管还未脱去神秘的面纱，但基本反映他的真貌。
∆老子
老子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多年，眼见周室一天天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自己又无力回天，于是毅然辞职，离开洛阳西行。经过函谷关（一说散关）时，关令尹喜对他说：“夫子您要隐居了，请勉为其难，将您的著作写出来，留给后人吧。”老子于是在关城写出了《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后，就出关西去。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最后的结局怎样，就没有什么记载了。鲁迅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出关》，用勾勒漫画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鼓吹“无为”，实际上什么都不能做的老子形象。
由于确切记载的老子事迹实在太少，而仅有的记载在时间标记上又十分模糊，特别是流传至西汉时期的《道德经》文本还显露了不少战国时代的色彩，这就使为老子作传的司马迁对他生活的时间定位也产生了不少困惑，司马迁于是不得不记下当时有关老子的各种说法。如说老子就是隐居蒙山之阳的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又说老子就是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或二百多岁。
因为司马迁记载的老子略早于孔子，而在《道德经》中不少地方又展现出战国的时代色彩，后世学者对于老子的时代定位就产生了较大的岐义。主张老子为春秋中叶、战国中叶和战国后期者都不乏其人。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堂上，老师胡适和学生顾颉刚就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胡适主张春秋中叶说，顾颉刚主张战国中叶说，师生互不服气，谁也不退让，最后逼得胡适敲着桌子声音提高八度，但又不失幽默地说：“老子就是老子，反正不是我的老子！”郭沫若基本上认同胡适的观点，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是孔子的老师一辈人。《道德经》是老子的著作，是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它之所以饱含战国时代的色彩，是道家后学弟子不断润色的结果。该书定稿应在战国中期，可能完成于楚人环渊之手。郭沫若关于老子和《道德经》一书的解释道理比较充分，在学术上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上世纪90年代在湖北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被不少学者认定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本，它虽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德道经》和后世流传的《老子》有较大差异，但核心内容则一脉相承，证实了胡适和郭沫若的论断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