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1940年——）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传》《孟子传》《秦汉史》《先秦秦汉史论》《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梁启超评传》《王莽传》《中国古代反贪防腐术》《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汉代的星空》《汉朝开国六十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山东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思想史》等个人专著32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有关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著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炎黄春秋》《文物》《文艺报》《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史学月刊》《江海学刊》《人文杂志》《史学集刊》《孙子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两次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孟祥才先生
周公还用“以德配天”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论。殷人虽然凡事问卜，以卜决疑，但仅此并不能构成“天人感应”论。因为卜兆的吉凶与殷王的德行和作为没有直接关系。在殷人看来，上帝和宗祖对他们的钟爱完全是无条件的，所以天人之间也就不存在彼此“感”和“应”的关系。在周公发明“以德配天”说之后，“天人感应”才算正式成立。他第一次将天的好恶与地上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一方面承认天是监临下民、赏善伐恶、公正无私的人格神：“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临在兹。”另一方面又认为天不是喜怒无常地随意降下幸福或灾祸。人间帝王敬德保民，天便降下福风惠雨，保佑他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间帝王背德虐民，天便降下水旱灾异，收回他的统治权力，更易新主。天的意志通过“祥瑞”或“谴告”下示人间。人间帝王亦可通过祭祀向上天申述己意，通过实际活动表示自己的赤诚。如此天人交感，构成人间的历史运动。在《尚书·多方》中，周公正是用“天人感应”解释了夏、商、周三朝的更替：
“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菲天庸释有夏，菲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
按照周公的“天人感应”论，天命对于人事的左右并不是绝对不可移易的，人的活动在天命面前也不是全然无能无力的。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人可以有条件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一来，周公就在殷人僵死的天命论体系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给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得了一个活动的地盘。对于统治者来说，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是通过“敬德保民”使上天认可和保佑自己在地上的统治权力。显然，周公是用“敬德”改造了殷人的天命论。以周公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从殷亡周兴的现实变革中认识到，昊天上帝并不是将它的钟爱一劳永逸地倾注给某个家族。“天棐忱”，“天畏棐忱”，“天不可信”，“天难忱斯，不易为王”，这些话虽然还不能说周公已经怀疑了天的威灵，但却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不能无所作为地靠上帝的恩赐过日子。为了使上天永远将钟爱倾注于周邦，就必须以“敬德”讨它的欢心。周公认为，有德是取得天帝对地上统治权认可的最重要条件。殷人前期和中期的统治之所以比较稳固，就是因为殷的名王成汤、盘庚、武丁等德行高尚，使远者来，近者悦，上帝赐福，神人共庆。周人能代殷而王，关键是“丕显文王”德行醇厚，结果是上帝钟爱，小民敬畏：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调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相反，夏殷所以丧失政权，主要原因就是夏桀和商纣“失德”，“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在周公眼里，，有德和天命永远是联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天命虽然还是至高无上，但在实际上，有德却成为天命的依据和前提。如此，法力无边的天命在事实上遇到了限制。为了使周的统治永远继续下去，周公几乎在每个场合都宣扬“以德配天”的理论，并以此谆谆告诫他的侄子成王、兄弟康叔、君奭以及百官、殷后和各方国的首领。“敬德”实在是周公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
∆周公
从“敬德”出发，周公要求周贵族时时以夏殷“失德而亡”为鉴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操持自己的政柄，要“永念天威”，对上天怀着真诚的崇敬心情；要“迪惟前人光”，永远牢记祖宗创业的艰难，做克肖祖宗的孝子贤孙，发扬光大前人不朽的勋业。为此，就必须时刻抑制自己的欲望，像文王那样“克自抑畏”，那样“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要“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不要贪图安逸，不要大兴游观，不要无休止地田猎，更不要聚徒狂欢。周公这种要求以国王为首的周贵族克制自己的欲望、加强修养、在道德上做万民表率的思想，比之殷贵族那种凶横残暴、肆无忌惮的嗜杀纵欲来，是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在周公的大力提倡下，更由于当时阶级斗争条件的制约，周初的几代统治者都比较注意抑制自己的欲望以缓和阶级矛盾。“成康之治”与统治阶级相对不太荒唐是有直接关系的。从“敬德”出发，周公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地提出了“任人唯贤”的主张。要求“继自今立政”，必须坚决摈弃无德无才的“ 人”，选取“克明俊德”、智能卓著的“吉士”、“常人”，从而达到“劢相我国家”、“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的目的。从“敬德”出发，周公还提出“保民”和“慎刑”的主张，要求统治者了解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处境，“闻小人之依”“知稼穑之艰难”，关心他们的疾苦，使他们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温饱生活。要“庶狱庶慎”，有条件地运用“刑杀”，使其与怀柔政策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的周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比他的前辈贡献了许多新的东西。他第一次在殷人无所不包的天命思想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给先秦天道观发展史带来了有意义的转折；他第一个发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他第一个看到了奴隶和平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敬德保民”思想。在中国奴隶社会还处在蒸蒸日上的发展时期，周公作为朝气勃勃的奴隶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以他巨大的政治建树和卓越的思想创造，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发展。他无疑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由周公所开启的鲁学比较全面地移植了周朝的礼乐文化，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洁性，特别重视道德名节和传统文献阐发的宗法伦理观念。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孕育了儒家学派和它的伟大创始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