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孟祥才（1940年——），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传》《孟子传》《秦汉史》《先秦秦汉史论》《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梁启超评传》《王莽传》《中国古代反贪防腐术》《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汉代的星空》《汉朝开国六十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山东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思想史》等个人专著32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有关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著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炎黄春秋》《文物》《文艺报》《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史学月刊》《江海学刊》《人文杂志》《史学集刊》《孙子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两次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第五章
诲人不倦（二）
第五章 诲人不倦（二）
乐正子是孟子比较钟意的学生，孟子在齐国的时候，乐正子正在做邹国大夫王子敖的家臣，因公事随王子敖来齐国。他来齐国后，没有马上拜见孟子，而是等公事安排就绪后才到孟子那里拜望老师。孟子认为他没有做到尊重师长，两人见面时，于是就有了师生如下一段对话：
乐正子见孟子。孟子问：“你是来看我吗？”
乐正子有点不解地反问：“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孟子问：“你什么时候到齐国？”
乐正子回答：“昨天。”
孟子说：“既然是昨天，那么，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吗？”
乐正子辩解：“住所没有找好呀。”
孟子说：“你听说过，要住所找好了才来见长辈吗？”
乐正子只好承认：“是我错了。”
孟子显然对乐正子至齐而没有立即拜见自己很不满意，同时对他到王子敖家中服务也不予认可，就批评乐正子说：“你跟随着王子敖来，只是为着饮食罢了，我没想到你学习古人的大道竟然是为着饮食啊。”这里孟子对乐正子的批评看起来很不客气，实际上是因为对他期之重，所以责之严。总体上，他对乐正子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当浩生不害问他“乐正子何人也”的时候，他赞扬乐正子是“善人”和“信人”，即好人、实在人。并解释说，那人值得喜欢便叫好；那些好处实际存在于他本身便叫实在；那些好处充满于他本身便叫做“美”；不但充满，而且光辉地表现出来便叫做“大”；既光辉地表现出来了，又能融会贯通，便叫做“圣”；圣德到了神妙不可测度的境界便叫做“神”。乐正子正是介于好和实在两者之中，“美”“大”“圣”“神”四者之下的人物。
万章也是孟子比较钟意的学生之一，《孟子》一书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不少对话，比较典型地展示了孟子因材施教的场景。一次，万章请教交朋友的原则，孟子回答说：“不倚仗自己年纪大，不倚仗自己地位高，不倚仗自己兄弟的富贵。交朋友，是因为朋友的品德而去交他，所以心目中不能存在任何有所倚仗的观念。以孟献子为例吧，他是一位具有一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乐正裘、牧仲，其余三位，名字我忘记了。献子同这五位相交，自己心目中并不存在自己是大夫的观念。这五位，如果也存在着献子是位大夫的观念，也就不会同他交友了。不仅具有一百辆车马的大夫是如此，纵使小国的国君也有朋友。费惠公说：‘我对于子思，则以为老师；对于颜般，则以为朋友；至于王顺和长息，那不过是替我工作的人罢了。’不仅小国的国君是如此，纵使大国之君也有朋友。如晋平公与亥唐就是朋友：亥唐叫他进去，他就进去；叫他坐，他就坐；叫他吃饭，他便吃饭。即使饭食是糙米饭和小菜汤，也不曾不饱。然而，晋平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他不会同亥唐一起共有官位，不会同亥唐一起治理政事，更不会同亥唐一起享受俸禄。严格说来，这只是一般士人尊敬贤者的态度，还不是王公尊敬贤者应有的态度。舜谒见尧，尧请他这位女婿住在另一处官邸中，也请他吃饭，舜有时也请尧吃饭，互为主人和客人。这是以天子个高位同百姓交友的范例。以职位卑下的人尊敬高贵的人，叫做尊重贵人；以高贵的人尊敬职位卑下的人，叫做尊敬贤者。尊重贵人和尊敬贤者，道理是相同的。”这里孟子教导学生交友必需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相待，以各自的品德互相吸引，忘却彼此的身份地位。二是不要企图通过交友捞好处。这就是说，朋友关系不要掺杂功利，而只是出于互相倾慕的纯情。最后，孟子要求在交友中还要坚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
咸丘蒙同样是孟子比较钟意的学生，孟子同他的一段对话，突出了孟子在教授知识时所展示的新见解：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徳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靣而立，堯帥诸侯北靣而朝之，瞽瞍亦北靣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䘮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帥天下诸侯以爲堯三年䘮，是二天子矣。”
咸丘䝉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闻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見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这里咸丘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舜代尧做了天子，尧便率领诸侯向北面去朝他，舜的父亲瞽瞍也向北面去朝他，舜见了瞽瞍，显得有点跼促不安，这是真的吗？这或许是真实的历史。但孟子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尊君理念出发，坚决与以否认。咸丘蒙根据《诗·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舜做了天子，而瞽瞍却不是臣民，又是什么道理呢？孟子先是否认咸丘蒙对《诗·北山》的解释，不正面回答咸丘蒙的问题，而后就是大讲贵为天子的舜以天下养父母，已经达到了孝敬父母的极点，所以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舜是不是瞽瞍儿子和瞽瞍是不是舜的臣民的问题。人们在阅读《孟子》时，可能不止一次地发现他对经典解释的随意性，其实所有这些解释，都是为宣扬和论证他的基本理论服务的。
孟子在教育学生时，一方面强调规矩，即学习必须遵守一般的原则和规程，另一方面更强调“心领神会”，掌握规矩之外的技巧，即自己创新的能力。他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規矩，学者亦必以規矩。”意思是，古代的神箭手后羿教人射箭的时候，一定拉满弓；学习的人也一定要求努力拉满弓。而有名的木工匠人教诲徒弟，一定是依循规矩，学习的人也一定是依循规矩。这就是“无规矩不能成方圆”。然而仅仅依靠规矩，还不能获得创新的“巧”：“梓匠轮舆能与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意思是，木工以及专作车轮或者车厢的人，虽然能够把制作的规矩准则传授给别人，却不能够使别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这种技巧是要靠自己去寻找和体会。这实际上是要求学生既要中矩中规地跟老师学习知识和各种技能，又要用心获取知识和技能之外的创新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又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思是说，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的工人改变或者废弃规矩，后羿不因为拙劣射手而变更拉开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启发和引导学习者跟着来。要求学生一方面要遵循规矩，一方面更要在老师的启发下，努力创新。
在强调规矩的同时，孟子也强调学习知识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规律，从小到大，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不能任意躐等，更不能想当然地超越。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讲了那个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拔苗助长”故事：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这里通过这个故事，讲清的是这样一个道理：时刻关注和帮助学生成长，但却不能违背规律，像宋人拔苗助长那样帮他成长。因为这样做不但对他的成长无益，反而害了他。
孟子知道做一个高明的老师并不容易，他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对所教授的内容有透辟的了解；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老师糊糊嘟嘟，却要求学生明白所学的一切。他无限感慨地说，贤人教导别人，必先使自己彻底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教导别人，自己还模模糊糊，却要求被教的人明白，这怎么可能呢？他要求学生努力学习，勤于思考，使自己经常处于“温故而知新”的状态。他对可能有些懒散的学生高子说，山坡的小路只有一点点宽，经常走它就变成了一条路；只要有一个时期不去走它，它就会被茅草堵塞了。现在，茅草也把你的心堵塞了。
孟子自己不迷信权威，他也要求学生不迷信权威，不怕向顶尖级的古人、今人以及贤人挑战，敢于同他们比肩。但他同时要求学生放低身段，虚心求教，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自恃高明，傲视老师和同辈。他对弟子滕更所以很不满意，就是因为这个学生缺乏虚心向学的态度：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貴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这里，公都子问孟子，滕更在您门下的时候，似乎应该在以礼相待的行列，可是您却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倚仗着自己的势位而来发问，倚仗着自己贤能而来发问，倚仗着自己年纪大而来发问，倚仗着自己有功劳而来发问，倚仗着自己是老交情而来发问，都是我所不回答的。在这五条中，滕更就占了两条呀。这就是说，孟子对于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是不屑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学生，如愚蠢而不可理喻者，孟子也不屑教诲。他这样做，并不是放弃教育的责任，而是让学生深思痛悔，转变学习态度。所以他说：“教育也有很多方式，我不屑于去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诲呢。”
孟子特别教育自己的学生明白，任何成才成功的优秀人物，都要经过艰苦的磨炼，只有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人，才能当得起天下大任。对此，他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
舜发于畎畝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魚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对学生们语重心长地说，想想历史吧，五帝之一的舜是从田野之中兴起来，商朝的名臣傅说是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胶鬲是从鱼盐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齐国的管夷吾是从狱官的手中被释放而提举出来，楚国的孙叔敖是从海边被提举出来，秦国的百里奚是从买卖场所被提举出来。所以，天将要把重大任务落到某人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困他的身体，使他的每一个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一个人，错误常常发生，才能改正；心志困苦，思虑阻塞，才能有所发愤而创造；表现在面色上，吐发在言语中，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国内没有有有法度的大臣和足为辅弼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惧，经常容易被灭亡。我说这些，无非是让你们明白，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却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孟子还教育学生，人生天地间，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不干那些我所不愿干的事，不要那些我不愿要的物，这样就行了。因为坚持独立人格，所以比谁都不矮一头，在谁面前都立得起，站得正。他意气昂扬地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魏魏然。堂高数仭，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知道，在他的时代坚持独立人格，必须在当时最显赫的权势者——诸侯国君面前挺起脊梁，所以他告诉学生，向诸侯进言的时候，就要藐视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为什么？你那些显示权势和享受的东西我不稀罕！殿堂的基础两三丈，屋檐几尺宽，我如果得志，不这样干。菜肴满桌，姬妾数百，我如果得志，不这样干。饮酒作乐，驰驱田猎，跟随的车子千把辆，我如果得志，不这样干。他所干的，都是我所不干的；我所干的，都符合古代的制度，我为什么怕他呢？
孟子就这样，终生坚韧执着、无怨无悔地从事着他钟情的教育事业。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走进他的门庭，沐浴他的教泽；一拨又一拨的学生离开他的门庭，走向四面八方。可能因为
孟子一直站在该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独领风骚，他的学生辈中，没有出现一个在学问和名气上超过老师的人物，而且随着历史的筛选和淘汰，他的许多学生的名字和事迹都湮灭了，但是，孟子从事的教育事业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出现，儒学得以在战国时代“杨、墨之言盈天下”的氛围中重振雄风，他教育出来的大批学生，成为这支儒学队伍的中坚。而正是这支队伍在儒学的传承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战国晚期儒学的浩荡大军。孟子和他的学生创造的学术环境，为战国儒学最后一位登上思想制高点人物荀子的出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而当荀子以思想学术大师的姿态出现在稷下学宫的讲坛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时候，“百家争鸣”的历史就要划上圆满的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