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孟祥才（1940年——）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彭门创作室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等出版社出版《孔子新传》《孟子传》《秦汉史》《先秦秦汉史论》《先秦人物与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梁启超评传》《王莽传》《中国古代反贪防腐术》《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汉代的星空》《汉朝开国六十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山东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思想史》等个人专著32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有关著作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著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炎黄春秋》《文物》《文艺报》《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史学月刊》《江海学刊》《人文杂志》《史学集刊》《孙子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两次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孟祥才先生
鲁学的创始人是周公，他姓姬名旦，是文王的第三个儿子（也有人认为他行四），武王姬发的弟弟。他曾协助武王兴兵伐纣，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周朝建立第二年，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周公摄政。此时，他肩负的是治理这个新建王朝的千斤重担，面对的是十分严峻的政治形势：主少国疑，周朝贵族内部矛盾重重，一些人怀着贪婪的野心觊觎他手中的权力；被推翻的殷朝残余在东方还有强大的潜在势力，他们不甘失败，伺机蠢动；周朝由偏在西方一隅的小国骤然代殷而成为整个中原的主宰，百废待兴，百事待理，真正立下牢固的基础还必须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果然，武王死后不久，周贵族“三监”就与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了武装叛乱。一时烽烟滚滚，整个东方非复周朝所有。面对这种形势，周公沉毅果决，举兵东征，血战三年，克殷践奄，消除了对周朝最大的武力威胁。之后，他营建东都洛邑，大力推行分封政策，在比殷朝更大的范围内巩固了周朝的统治。进而，他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了周朝的各种制度和典则。他损益殷人的天命思想，提出了“敬德保民”“明赏慎罚”的新的统治思想。七年之中，他驾驶着周王朝这只奴隶主贵族的航船，溯激流，越险滩，冲破道道阻障，战胜重重困难，将其导入顺利发展的坦途。七年之后，周公又毅然“复子明辟”，南面称臣，把权柄交给已经成年的成王姬诵，表现了奴隶主贵族的“大公”和气度。在他的治理下，周初的“成康之治”以中国古代著名的“盛世”载入了史册，周公也被戴上中国古代大“圣人”的桂冠，同时作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传人，享受后世绵延不绝的颂扬。
∆周公
周公的思想是在损益殷人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形成的。周公是一个天命论者，他的天命思想是从殷人那里继承来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在殷人那里，“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因而敬帝和尊祖就合二而一了。殷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使命是代上帝行使其在人间的统治权。所以，只要得到上帝的认可，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大量出土的殷墟卜辞向人们展示了殷朝统治者的思想面貌：他们凡事问卜，把卜兆作为自己活动的重要依据。例如，问年成的丰歉：“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问战争的胜负：“伐方，帝受（授）我又（佑）？”问筑城的吉凶：“王作邑，帝若（诺）。”等等。因而，沟通人神关系的巫、祝、卜、史在殷朝也就成为权力显赫的官员。殷朝统治者不太讲究怀柔政策，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用棍棒和斧钺驱赶奴隶从事非人的劳动，以及把他们像牲畜一样地赶上神圣的祭坛和埋入墓坑。由于经常征战保证了奴隶的来源，在殷人那里的确看不到从任何角度出发的对奴隶的爱护。到纣王统治时期，阶级矛盾已激化到极点，“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连微子启之类的殷贵族都预感到殷王朝末日的来临，劝纣王收敛一下自己的凶暴和贪残。但纣王以“我生不有命在天”为根据，我行我素，作恶如故。这表明，纣王直到走上断头台的前夕，还保持着对上帝的笃信，把上帝看成自己权力的守护神。在他看来，上帝既然昔日把统治人间的权力交给了殷贵族，今天自然也会保护自己度过任何难关，使殷人的统治亿万斯年地持续下去。周公从殷人那里继承了对至上神的崇拜。这个至上神，殷人一直称帝，周人则更多地称天。在周公眼里，天依然是有意志、有感情、君临人间、明察秋毫、赏善罚恶的人格神，自然界的风晴阴雨，电闪雷鸣，地上王朝的兴衰更迭，个人的生死祸福，都被天主宰着。周公并没有对天的神力发生怀疑。无论对殷顽民、方国首领，无论对殷顽民、方国首领，还是对周贵族，他都大讲天的威力，称颂祖宗的神灵，献上虔诚的颂歌。如在武王率兵渡河攻殷时，“祥瑞”屡现，周公欣喜若狂地大叫：“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武王生病时，他偷偷跑到祖宗的灵前哀告。愿以身代武王死。并说自己“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其后，在大量的文告中，周公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向殷遗民、周贵族和方国首领说明，夏、殷两朝的灭亡是由于“天命不易”，周王朝的兴起更是“受天明命”，一切都是出于上天的无情安排：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
显然，周公作为一个真诚的天命论者，他对天的威灵是笃信不移的。他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论断的那样，在殷人面前是天命论者，在周人面前就怀疑天命的存在。因为在周公所处的时代，上天的威灵还禁锢着所有人的头脑，无神论产生的条件还不具备。与周公同时的人物中，找不出一个无神论者。“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即使周公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无法摆脱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过，周公的天命论与殷人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他把殷人上帝与宗祖神合一的一元神论改造成上天与宗祖分开的二元神论；第二，他用“以德配天”说首创天人感应论。尽管这些区别还没有突破宗教神学体系，但与殷人的天命论相比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这是因为，周公的上天宗祖二元神论在事实上疏远了人间和上帝的关系。周公把上天打扮成一个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公正”之神，“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个当权的统治者使上天满意的唯一办法，不在于祭祀的准时和祭礼的隆重，而在于能够“敬德保民”、“明赏慎罚”，把地上的统治搞得有条不紊：贵族内部融洽和睦，被奴役的小民也安于奴隶的地位不进行反抗。周公的上天、宗祖二元神论虽然还不是无神论，但他引导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人事方面来，把事神的虔诚与事人的競競业业结合起来，无疑能够缩小天命鬼神的传统领地，客观上是向无神论的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