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孟祥才，彭门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山东临沂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在位）是刘邦的薄姬生的儿子，封为代王。诸吕集团被诛杀后，他被周勃、陈平等一班老臣拥戴为皇帝。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黄老的政治路线，“无为而治”，求稳求安。继续执行从惠帝开始的轻徭、薄赋、节俭、省刑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他下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废除了自秦朝就实行的苛酷的连坐罪。第二年的十一月，他下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徭费以便民”。正月，他亲耕籍田，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三月，宣布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民上书。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秘祝之官，五月，又以緹萦上书为契机，下令废除实行数千年之久的肉刑。接着，又下令“除田之租税”。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发生旱、蝗灾害，他下令免除诸侯贡金，“驰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在刘恒在位的23年中，他一直坚持节俭的原则，“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以利民”。他曾打算建一个露台，召工匠计算成本，需百金。他慨叹说：“百金，抵十户中产之家的财产，我居于先帝的宫室，常感羞愧，还做什么台！”他自己穿比较粗糙的衣服，所宠幸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不拖地，他们用的帏帐也不加文绣。目的是为天下作敦朴的榜样。在修建自己的陵墓霸陵的时候，他下令只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制作饰物，不起高大的坟茔，目的都是为了节省民力。再有，刘恒为人比较大度，对臣下也比较宽厚，因而君臣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比较缓和，这显然也促成了社会的稳定。
由于刘恒实行的政策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愿望，从而激发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形成了汉代历史上稍有的清明时代。司马迁赞誉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辞。
文帝的政治思想中有几个重要支点。一是民本理念和与之相连的重本抑末意识。他登基伊始，就在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发布了两个诏书。其一是《振贷诏》：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其二是《养老诏》：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这两个诏书表现了文帝对弱势群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和老者的关怀，他显然认识到，如果这些世上最孤苦无告的群体衣食无忧，整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二年（公元前178年）正月，他发布了《开藉田诏》：
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同年的九月，他又发布《劝农诏》：
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他再次发布《劝农诏》：
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稅之半。
下一年的六月，他又一次发布《劝农诏》：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厪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稅。此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这些诏书，有的是赦免轻微犯法和还不起官贷的农民，更多的是强调农本，通过减免田租缓解农民的负担，体现的都是民本和重本的思想。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在十二年的三月发布《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要求各地按人口多少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使他们成为农民的表率，并对这些人进行奖励：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文帝的政治思想的第二个支点是省刑。包括废除訞言罪、祕祝罪和肉刑等内容，这显然也是从民本出发的改善臣民百姓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措施。二年（前178年）五月，发布了《除诽谤訞言法诏》：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約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这个《除诽谤訞言法诏》，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近似今日的所谓“言论罪”，对于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自然是有好处的。此诏的颁布，显示了文帝政治上的开明，在当时尤其难能可贵。
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夏，发布了《除祕祝诏》，解除了官员的诽谤罪。紧接着，在五月，又发布了《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蓋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敎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这个废肉刑的诏书，尽管在执行中还要大打折扣，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宣布废除肉刑的诏书，其中充满人道主义的调子。
文帝政治思想的第三个支点是用贤和求言。登上帝位的刘恒意识到，汉朝建立已经20多年，和平年代的政务事多而繁杂，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岗位上的那些文化素养不高的武力功臣已经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各项事务，所以必须逐步改变官吏队伍的结构，让那些有文化、熟悉法律的文吏充实官吏队伍。所以，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征召河南太守吴公任廷尉，吴公又推荐洛阳才子贾谊到朝廷做了太中大夫。后来又有文吏张释之进入刘恒的庙堂，做了廷尉的高官。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他发布了《策贤良文学诏》：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並建豪英，以為官師，为谏争，辅天子之闕，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旣不徳，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極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徳，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隠。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宻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在这份诏书中，他要求自诸侯王至二千石的所有高官，都要向朝廷推荐贤良文学，即知识分子，请他们就“朕之不徳，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国家大事，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显示了求贤之切和虚心纳谏的态度。后元年（公元前163年）三月，又发布了《求言诏》：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費，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隱。
这个《求言诏》是向朝廷内外所有官员发出的征求对当前国家遇到的重要问题意见的文件，既表现了文帝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忧虑，也展现了他虚心听取臣下意见的发自肺腑的真诚。作为“万民之主”和操控国脉民命的皇帝，他能够认真地做到这一步，真不愧“圣明之君”的称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