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宗族的组织形式
孔氏宗族的组织形式，是严格按照宗法制度进行的，以嫡长为大宗，其余为小宗。衍圣公是孔裔嫡嗣，在全国孔氏族人中是大宗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
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度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它从血缘关系上构成了等级阶梯，维护贵族世袭统治。
如果要说清宗法制度，还须从殷商时期说起。
殷人崇拜祖先，也讲大宗小宗，但还没有系统的宗法制度。其王位有时是“兄终弟及”，有时是“父死子继”，在帝乙以前以兄终弟及为主，此后以父死子继为主。在中国奴隶社会，王位的继承问题，是关系到一个王朝兴衰的大问题。前王死后，如果兄终弟及，不仅兄弟之间要发生争执，叔侄之间也会发生争执。如果只讲父死子继，那么，长子与诸子，嫡子与庶子之间，也要发生争执。《史记·殷本纪》言：殷代“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周人以殷为鉴，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长子传长孙，成为一种严格的制度，争执也就不复存在了。
西周时期，宗法制度达到完备程度，在《礼记·丧服小记》及《礼记·大传》中有较详记录。周王自称天子，既是天下最高统治者，又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掌握着最高政权、军权和族权。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余诸子或受封为诸侯，或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任职，称为别子。他们在自己的封国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其封地和爵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周天子而言，他们为小宗，在自己的封国内，则为大宗。
在诸侯国中，国君又封自己庶子为卿大夫，其职位亦由嫡长子继承，他们各以官职、邑名、辈分等为氏。对诸侯而言为小宗，在本宗族内为大宗。从卿大夫到士，其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与上同。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礼记·曲礼下》曰：“支子（即庶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士以下的诸子就成了一般平民。如此从上到下，就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的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
△ 宗法关系简图
宗法制度的建立，说明周代统治阶级已意识到，要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有一套社会组织体系，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必须“名分”分明，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名分已定，而人虽鄙不争，是指一个人依其出生既得的身份、占据的地位来决定他一生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争执的余地。周代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看到宗法组织与控制社会的密切关系。
宗法制度可以确定一个人的“名分”，名分一确定，地位也就确立，不容争执。譬如天子去世，宗法制度规定只有天子的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其他诸子即使贤能，也没有继承的资格，否则人人自以为能做天子，势必带来纷扰和祸患。
宗法制度具有伦理与政治双重性质，是按“尊尊”与“亲亲”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是政治上尊一统，二是对子弟宗族施以礼乐教化，加强亲属的认同感。前者是“尊尊”，富于政治性，后是是“亲亲”，富于伦理色彩。
孔氏宗族十分重视宗法制度，一方面尊奉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另一方面，各级小宗必须结合在地位最高的“宗子”周围。各级宗族成员，也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强调“敬宗”。“尊祖”和“敬宗”，是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家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并形成为各种名分。《左传·桓公》曰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名分不能动摇，以求得社会政治的稳定。
可以说，孔氏家族是实施宗法制度的典范，这是和历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分不开的。孔氏家族，作为“圣裔”，朝廷对他们的待遇始终很优渥，要求他们成为遵循“圣人”遗教的表率。因此，宗法思想和制度，对其家族的支配和影响更深，基宗族内部血缘关系的结合也更紧。使得孔氏家族在整个中国封建主义中，一直绵延不断。
宗主
衍圣公是孔子的嫡嗣后裔，世袭公爵，在孔氏宗族中，是全国孔氏族人的大宗主。
△明朝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画像
宗主衍圣公在全族中具有最高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是朝廷肯定和给予的。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和巩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六十四代衍圣公以幼年袭爵，皇帝朱厚熜命令吏部及抚按官，要关心照顾孔尚贤，并特别指出：“孔尚贤着袭封衍圣公。族人等敢有恃强欺害他的，许孔尚贤奏来治罪。你部里还行文与抚按官知道。”（《阙里志》卷十五）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孔尚贤上疏朝廷：“族属繁衍，家范是驰，往往违度干犯，无以仰称朝廷崇重至意。”（《曲阜县志·通编》）当年秋九月，明世宗朱厚熜遂授权给孔尚贤，命其督率族长管束族人，不守法度者可以照家规发落或指名上奏，依法治罪。
清朝廷同样肯定衍圣公在孔氏家族中“百世不祧”的宗主地位。清顺治五年（1648年）孔子六十六代孙孔兴燮袭封衍圣公，顺治六年朝廷便颁下了由孔兴燮“统摄宗姓”的敕谕：“国家功成治定，必先重道崇儒。特于先师孔子聿隆象贤之典，其大宗之裔锡爵嗣封，承奉祀事，即支庶亦加优宜。但族属繁衍，贤愚不同，该府官员恐有依恃公爵肆行无忌，慢上凌下，侵占骚扰，大累地方。今朝纲整肃，法纪严明。尔其统摄宗姓。如有轻犯国典，不守家规，恃强越分，朋比非为，轻则迳自察处，重则据实指名参奏，依律正罪。尔尤宜率族奉公，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遵法纪，毋致骄横生事，庶不负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阙里志》卷二十一）孔兴燮将敕谕刻制成匾，悬挂于大堂之上。
对宗主地位的肯定和加强，也是对尊卑有等、贵贱有别，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加强。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便是僭越非分，为家法所不容，也为国法所不许。
宗主衍圣公对族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
在曲阜的六十户中，设有孔氏家庭族长一人，有族长衙门，负责管理孔氏族人；设林庙举事一人，辅佐族长，管理孔林、孔庙和孔氏族人。六十户内，每户设户头一至三人，总理户事；设户举一人，辅佐户头，佐理户事。外地孔氏族人，和曲阜大致相同，它们往往“效阙里制”，额设族长、户头、户举等职。所有以上各职，均由宗主衍圣公委派。宗主在任用这些人时，是经过严格考查和一定手续的，必须有亲族作保，外地族人还必须有当地官府作保。委派的户头、户举，必须出具本人亲供、族人甘结，以三代年貌清册，外地的还要加本地官府的保结之后，方准任职。这是一个以大宗主衍圣公为核心的庞大组织，虽然庞大复杂，但却管理严密有序。因此，《孔子世家谱·卷首》就说：“至于留宗法之遗意以至今，则孔氏犹为近古。袭公爵者，比于有土之诸侯，六十户之中，又各递分五服以相维系，即大宗小宗之遗意也。宗法久泯于天下，而梗概犹存于吾族。大圣之泽，固将百世不迁者乎！”这种阶梯式的家长制管理，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
世居故乡的六十户，与宗主衍圣公的关系较为密切，得到衍圣公的庇护较多，朝廷“重先圣因以恤桑梓”，因而享受有免粮地、轻粮地的优惠，差徭的优免范围也较广。此外，还“例设四氏学考试”，获取功名、特权的机会也更多。
宗主对族人有“统率”、“督饬”之责。在族人争讼时，在需要实行家法究治时，宗主、族长在本宗、支范围内，起着执法官的作用。衍圣公曾说：“本爵府钦奉恩敕，有统率族众之责，无论族房远近，均应察查……族人自应仍归本爵府讯办。”（《孔府档案》一六〇六）六十户中的户头、户举，作为每户之首，也有“纠举”族人的权力，还可以惩办族人。
对于外地的犯法族人，大宗主往往委托当地的官府究治。康熙时，衍圣公曾移文山东巡抚说：“族属散居外府州县甚多，……本府鞭长实有不及，烦檄各府州县，凡称孔氏之名有违例犯法者，严行究处。”（《孔府档案》四〇八六）山东巡抚同意饬令曲阜以外州县，对不法孔氏，立时密揭举报，以凭移法严行究处。孔氏族人，作为孔子子孙，要善守祖训；作为圣裔，要为民表率；要恪遵家法，善守族规，服从宗子的管束和命令。这才是一个“神圣家族”的规范；这才是有别于“凡人”的圣裔。
大宗主衍圣公，有题补咨送族人为曲阜世职知县、四氏学教授、学录、奉祀生、“临雍旷典”陪祀人员等权力。雍正三年（1725年），曲阜县世职知县患病乞休，大宗主衍圣公保举族人充任：“曲阜县世职孔衍泽患病乞休，员缺，先经礼部会同吏部覆条奏，内开，嗣后曲阜县缺出，令衍圣公同山东巡抚于孔氏合族中，拣选才品优长，堪任邑令者，拟定正陪二人，保题咨送，引见补授。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今曲阜县员缺，臣随钦遵于孔氏合族中拣选候选知县孔衍泗、岁贡孔毓琚，才品优长，堪任邑令，恭候钦点一员等因具题。”（《孔府档案》〇三〇八）但是，此项特权，日久生弊，后来，就有人揭发说：“衍圣公恃有题补咨送之权，而此等人员皆其族属姻亲，易于营私。其资财稍裕者争先结纳，岁时馈献，竭力趋承。一遇缺出，则强有力者得之。其不得者，遂致倾家废产。”（《孔府档案》〇三一〇）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山东巡抚白钟山上奏说，曲阜知县“向由衍圣公保举，每多瞻顾营私，若其人懦弱，即听挟制，若其人才干，则诸事阻挠，且一县之无论同姓异姓，非其尊者，即系姻娅，牵制狎玩，在所不免，如近日庇护庙佃等事，其明证也。”（《孔府档案》〇三一一）此后，便取消了保举知县的制度，但衍圣公仍有对知县的控制能力。
孔氏家族内部，存在着贫富差别。广大的族人处于社会的下层，即便是生活贫困，也不能为奴为仆。因为“圣裔”的地位“别于齐民”、“高出常人”，孔氏祖训中规定：孔氏嗣孙“男不得为奴，女不得为婢。”（《孔府档案》一一一四）大宗主与孔氏嗣孙，都是连枝同叶，一脉相传的“圣人子孙”。虽是阔绰的公爵之家，也不能招来同族进府为奴为仆。
原载于彭门创作室导师孟继新 《孔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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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懂浩
审核:龚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