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殿孔子塑像服饰
路阳 郭云鹏
《左传·定公十年》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华向来以“衣冠上国”之称著名于世。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对服饰更是尤为注重，他曾说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这话可以看出，孔子十分重视服饰习俗。汉服是右衽，北方少数民族是左衽，正好相反。孔子从发式和衣冠的不同来区分文明和野蛮，可见衣冠在孔子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服饰不仅仅是一种衣物，而且有着更为高远的文化和象征意义。
孔子一生仕途坎坷，在鲁国做了几个月的司寇就被迫下野出走，栖惶于各国之间，以仁政德治游说诸侯，以冀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惜终因“道大难容”，不为当世所用。史家司马迁虽将其列入世家，位等诸侯，却仍称他为布衣，大概就是他生前只能以“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为常服的缘故。这种装束虽然不同于平民百姓，且被后儒誉为“圣贤法服”，但毕竟算不上当时的正式官服。即以司寇而论，也只能是冕无旒、衣无文、裳刺黻而已。司马迁予以布衣之称，基本上符合孔子的实际身份。后世孔子地位不断升迁，其庙像服饰也几经变换，这直接显示出历代统治者对孔子不同程度的尊崇。以服誉人也就成为封建帝王独特的尊孔方式。
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孔子才得以称圣称师，爵之以公，歆享庙祀。先时的木主在后来易之以偶像，但其服饰尚无显著变化。无论绘画或雕塑，大概仍和生前的打扮差不多，汉代成都文翁石室的孔子像即为“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的形态。后有魏文帝曹丕诏称：“昔者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运，乃退考三代之礼，修素王之事。”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这才开了为孔子易服的先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赐文宣王庙桓圭一，从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孔子身份大变，位极人臣。但仍只是秩列上公的王爵，所以其服饰并未超出为臣的待遇。宋徽宗崇宁四年，“从国子司业蒋靖之请，诏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庙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服九章，画图铸版印赐，仍颁降天下州县学，咸使依图改正”，孔子终于登上了九五之尊。这时的文宣王称号未变，但服饰已经不再是侯国之王，而是周文王、武王之王了。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国子监起请孔子庙大成殿圣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像九旒九章”。元、明相沿而为定制。
清雍正二年，阙里孔庙毁于雷火。雍正七年，新庙落成。和硕亲王等议复通政使留保咨请内府摩刻高手塑像良工颁发玉圭诸事宜，清世宗诏“从留保之请，阙里文庙圣像衮冕章服，颜色应如留保所奏，推原先圣从周之义，俱照周时元（玄）衣纁裳之制”。这是清朝根据周代帝王最华贵的服饰——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精心设计制作的最后一套孔子装束。
雍正为标榜自己尊孔有术，追封孔子上五代为王，连同四配十二哲皆被以衮冕。当然，孔子等人的偶像只好由他任意摆布了。雍正诏称：“推原先圣从周之义，俱照周时元（玄）衣纁裳之制。”孔子也确实说过“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话，并且提倡“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但他赞赏的是西周一整套礼乐文章和服饰制度，不能抹杀贯穿于服饰等级制度中“礼”这个灵魂，混淆尊卑贵贱的界限。当然，雍正给孔子穿上周代服饰，而不是像元朝皇帝给孔子硬套上左衽的蒙古装那样为其做一套马蹄袖的满清女真服，这一点倒是充分体凉到孔子“微管仲，寻其披发左衽矣”的感喟和隐忧，或者是顾忌圣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遗训。但使其“冕垂十二旒，服饰十二章”则大有侮犯圣意之嫌。
那么，周朝的冕服制度究竟是怎样，《礼记·礼器》云：“礼有以文为贵者，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则文备。故天子衮冕，冕十二旒服十二章，诸侯以下文稍少也。”服饰既与帝王的德行联系起来，冕服的形式和饰物也被赋于特殊的象征意义和神圣色彩了。
周代服装的形式为上衣下裳，衣为玄色，裳为纁色。服上数量不等的文饰，标示贵贱等级的不同，一种文饰为一章。章的多寡与冕旒相应一致，最多为十二章，衣和裳皆备五彩，是天子最尊贵吉服。诸侯以下，章、彩亦各有等差。
关于冕，《汉礼器制度》有云：“冕，俛也，以其后高前下有俯俛之形因名焉。盖以在上者失于骄矜，欲令位弥尊而志弥下，故制此服令贵者下贱也。”周代的冕，包括武、衡、綖、缫、旒、绂、纽、缨、笄等饰件，除以华美为尚外，兼有鲜明的标示贵贱等级的功用。
服饰十二章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缜密，博大精深。日月星辰以象天；山之性止而静，取其仁；龙为水之灵，象王者之德流通无壅；华虫，雉属，又名鷩，象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谓宗庙彝器，象王者有威猛之德兼深浅之智，且兼备孝义；藻，象王者之德冰清玉洁；火明而炎上，象王者之德明察万物，能使群黎向归上命；粉、米共为一章，若聚米之形，取其洁而能济人之命，象王者有济养之德；黼，作斧形，黑白为色，象王者有裁断之德；黻，作两已相背形，黑与青为色；象王者君臣相济，绥化万民，使之背恶以向善。
这样来看，周朝服饰体现着严格的等级观念。“生为布衣，尸位帝王”，难免触犯孔子“正名”之大忌。孔子一生未尝失人臣之礼，对一切僭越行径深恶痛绝。季氏八佾舞于庭，为孔子所不容，谴之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被孔子誉为“如其仁，如其仁”的那个管仲，因树塞门、设反坫，亦遭到孔子的非难。
对于这种违背孔子原意，妄自易圣人之服的现象，封建社会中也不乏微词。明嘉靖时大学士张璁就曾指出：“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谥之可乎哉？盖名者实之著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谓之淫名。……虽周公有大功，鲁用天子礼乐，孔子亦不欲观，以其僭也。推孔子敬天之心，肯安然享之而同于天乎？推孔子敬君之心，又肯安然享之而同于天子乎？”遂上疏明世宗：“请改称至圣先师孔子，去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撤塑像而易以木主。”
孔子毕竟不是帝王，能否服用衮冕，事关君臣名分之大义。孔子本人恪遵服制，主张必须与人的身份相称。《礼记·表记》记载孔子曾说：“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之德。是以君子耻服其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而后儒们按逻辑逆而推之以为“有其容辞德行则可使服其服”，应属偏颇。
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孔子始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身份深受世人的尊敬，曲阜孔庙大成殿里衮冕章服的偶像虽成为历史文物，但依然成被人们崇敬和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