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群圣到汉代儒学升华
尚树志 彭庆涛
鲁国是圣贤辈出之地，我国先秦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先哲圣贤，多发祥于此。
周代礼乐文化的兴盛，使鲁国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而鲁文化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成果，则是滋养和孕育诞生了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一批思想文化巨人。他们继承、弘扬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最终形成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创了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的基础，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对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鲁地为孔孟之乡，孔孟儒家庞大阵营在鲁地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呼唤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勃发的交锋。孔子在世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被后世奉为“圣人”而进入圣域者，多出自鲁地。孔子为“至圣”，顔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子思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除了孔孟及庞大的儒家学派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如高扬“兼爱”、“非攻”旗帜的墨子，以“和圣”著称的柳下惠，以“巧圣”闻名的鲁班，褒受孔子赞扬的史家左丘明等，群峰耸立，展现了孔孟之乡领先全国的文化水准与风貌。
鲁国群圣，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一批人物，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深远影响，正是中国进入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文明发展进入到需要对此前文化积累进行第一次大清理、大总结和需要思想家出现的必然结果。
鲁国群圣，其思想内容和人生的行迹，已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长河，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和要素。以儒家为例，它包含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如道、德、仁、义、礼、智、孝、悌、忠、恕、宽、信、敏、惠、天、命、中庸等等。这些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的范畴，彼此交义，组成了一系列基本命题，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主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则孝，出则悌”；“主忠信”；“讷于言，而敏于行”；“使命以时”等等。完整的构成了道德伦理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
鲁国群圣的理想境界，昭示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的确立，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精魂。换言之，鲁国群圣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骨架。
刘汉王朝文治武功、励精图治，建设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愿望与渴求，呼唤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坚强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儒学的优势便逐步显示出来，必然成为这种历史发展的首要选择。
应当肯定，儒学是人学，人道之学，经世治国之学，它重人事，重现实，重事功。继承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规律，建立了以“仁”“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信义、中庸等道德范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隆礼，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崇仁，是为了调谐封建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需要；重孝，反映的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需要；倡德治，建一统，描绘“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蓝图，更是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需要。可见，儒家思想不仅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适应了农业宗法社会的基本特点，而且它能够为中华民族乃至一切人类社会提供可资发育的思想养料。即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而且具备善于吸收、与时俱进的精神要素；不仅能够焕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具备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思想品格。因而不受时代所限，能够跨越时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具有恒久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汉儒就是首先成功的一例，他们根据汉代社会的转变和需要，将先秦儒学加工改造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经学，建构了一个庞杂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借鉴、指导和支撑。
从秦汉之际的社会事实来看，儒学内在而强大的生命力也不是秦王焚书坑儒所能毁灭的。秦火烧不尽，生命根基在，何况当时儒学不仅仍为秦汉博士所典守，而且尤其是在鲁地，习诵儒家经书从未禁绝。对此，司马迁多有评赞，“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汉五年（前202），刘邦攻楚到鲁（曲阜），鲁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董仲舒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的新儒学体系，是继承了孔、孟思想的主要内容，吸收了春秋战国以来的道家、墨家、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资料，通过解释、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尤其他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经过董仲舒改造和重新解释的儒家思想，就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合理化了。这套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而建立的神学思想体系，既保留了原始儒学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又有选择地吸收了这些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迂远而阔于事情”等弊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伦理、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又较易操作，进一步适应了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的特点，找到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符合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需求与心理需求，成为他们都乐于接受的理论学说。一句话，经过改造的新儒学，适应社会的需要，具备实践的品格，善于顺世变异，因而能够出类拔萃，跃身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部分。
这是儒学发展史上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标志着子学时代转而进入了经学时代，进入了尊孔读经的时代。也标志着儒家文化从区域文化向着主流文化过渡的完成。从此，统一的文化思想、统一的伦理道德和统一的心理素质，即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在中华文明的国度里形成了。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尽管时事政治不断变迁，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思想交汇波澜起伏，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却始终稳如泰山，没有丝毫的动摇。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
先秦两汉是中华文明的创生、奠基、定型并走向强盛的时代，也是鲁文化相伴而行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时代。在这段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尤其是在历史巨变的重大转折关头，鲁文化充分发挥了率先腾飞，牵动全局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