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鲁国的分封与建国
尚树志 彭庆涛
1、鲁国分封
商王朝时，周族仅是殷商统治下的一个邦国，末期，为殷西伯。周文王姬昌作首领时，他统治周部落势力逐渐强盛。文王死，次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公元前1044年1月8日，周武王率兵会盟军于牧野。9日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殷商七十万军队大战于牧野。武王之弟姬旦（周公）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且是武王的得力助手。
牧野一战，作为东方大国的殷王朝土崩瓦解，殷纣王身死而国亡，周王朝始立。这种角色转换之间的变化，使周人感到应该好好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因此，为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藩屏周室，遂按宗族血缘关系及异姓功臣、先贤与商汤的后裔，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史称“封建制”，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
“封建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然而，这种分封绝非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有政治、战略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要看他们与周王室的亲近程度，必须对受封者的可信性仔细衡量；另一方面，在一些战略要冲，必须集中力量，让值得信赖的受封者去驻守其地，这样方才真正起到拱卫周室的作用。
起初，武王灭商之后，由周公倡导实施封建制度，大封皇族及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召公奭于燕等。另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都朝歌，派叔鲜、叔度、叔处以监视武庚的行动，史称“三监”。武王殁，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旦辅政。“三监”看不惯周公旦辅政，而管叔鲜更怨恨周公旦比自己年岁小却执掌辅政大权，同时又受武庚的鼓动逐起了反叛之心。于是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不得已平定此乱，武庚及管叔鲜被杀，蔡叔度被流放，霍叔处被废为庶民。
周公姬旦原本封鲁地（今河南鲁山），恰时，武王殁，成王年幼，继而又发生了“三监之乱”。周公辅助成王而不就，由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封。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继而东征，把商奄旧地纳入周土，伯禽改封在“少昊之墟”曲阜。《史记·周本纪》“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恐有误。
鲁国受封“少昊之墟”曲阜，是周王室考虑到此地是战略重地之故。这里离王都较远，又是殷商在东方的主要势力根据地。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徐戎等部族当时还没有臣服周朝。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的各部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灭国者五十”都是指的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改封于“少昊之墟”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伯禽平叛而作《费誓》。要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设立的堡垒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上述原因，周室便把周人强悍而可信的一支分封到了鲁国。当时，周公秉政当国，在平定了武庚和管蔡之乱（三监之乱）后，他考虑了镇抚异族、怀柔殷民、稳定政局、卫护周室等各种因素，分封了齐、鲁、卫等国作为镇抚各族的前沿据点。齐为太公的封国，位在鲁国东北；卫为康叔的封国，位于鲁国西北。太公不仅为周室姻戚，周初重臣，而且韬略满腹，是有名的功臣谋士；康叔为周公子弟，在文王妃太姒之子中，“唯周公、康叔为香睦也”。成王把周公长子伯禽封在齐、卫之间而偏南，的确也是把鲁国作为周室东方前哨对待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对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与卫国相同。鲁、卫两国受封时，分别分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两国都肩负着管理殷遗民之重任。由于周公无论在武王灭商还是辅助成王治理天下时，对周王室的建立和巩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功勋卓著。故鲁国受赐丰厚，疆土广袤，“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并特赐许鲁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伯禽就鲁:始封于鲁而就者为伯禽，非周公，是周王朝始立的武王时期第一次分封。（二）再次分封：鲁国始封于河南鲁山，后迁至少昊之墟曲阜。是周公东征平息了东方叛乱之后，为成王时期再次分封。
2、鲁国建国
鲁国的建国与定都，古籍的记载互不统一。周王朝初期在向东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复杂斗争。武王死后不久便发生了武夷的叛乱，紧接着“淮夷、徐戎亦并兴反”。经过周公三年的东征，这些叛乱事件才被平定。随着西周势力的向东发展，这种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故而鲁国的建国与定都，也必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西周的分封进行多次，第一次主要分封武王兄弟与功臣及先圣王子孙。周公姬旦有辅佐王室之重任，封而不就，政局平稳后，食采于周邑，故称“周公”。伯禽封鲁，故曰“鲁公”，《费誓》开篇即“公曰”。伯禽，姬姓，名禽，伯为周公旦长子排行之谓，鲁国的始祖。周公东征前，成王已劝说周公建立鲁国，伯禽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为鲁国国君。当时，今山东曲阜一带还为商奄国领地。周初实行分封，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开拓疆土，“以藩屏周”。封伯禽于鲁是希望他开拓封建，“为周室辅”。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今曲阜在内的一些东方地区。《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虽然当时对这一地区统治尚不稳固，但毕竟残奄已毕，把其君主迁到薄姑。此时，周王室又考虑如何统治故奄旧地，于是成王决定让“鲁”东迁。城址的选择是周公卜定的，选定了泰山之南的少昊之墟后，伯禽才由鲁山迁往曲阜。鲁国在伯禽初封时期并没在少昊之墟大规模城都，鲁公室仅以“曲阜”为名。
伯禽卒，其子考公酋继位，四年而亡，考公之弟姬熙及位为君，时不见籍载曲阜城作为。炀公为君后，其子沈子它作簋赞颂父亲“克渊克夷”的功绩（西周青铜器沈子簋）。“渊”乃为奄的通假字，有奄城之意，说明炀公时期，今曲阜一带反抗势力还没有真正归附。同时也说明炀公以前奄城与周鲁公室曲阜并存，这与史籍中鲁有周社亳社并立现象相吻合。史籍又载“炀公徙鲁”（《世本》）和“筑茅阙门”（《史记·鲁世家》）。后人不解“炀公徙鲁”之意，炀公在鲁，何谓徙鲁？此“鲁”仍实指原本属于鲁的奄城之地。
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载：“（清人）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尽在僖公时。”
鲁国东迁之始，至奄城附近的少昊之墟设宫室“曲阜”，并没直接进入奄城。克渊之后，炀公遂将曲阜迁徙到奄城。“炀公徙鲁”，标志着鲁都始城，其周围地区基本稳定。随着对奄地殷民的安抚，社会矛盾逐渐减少，奄城与曲阜自然合二为一了。经过后世鲁公的不断修筑，周鲁都城逐渐完备。《诗·鲁颂·閟宫》载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