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涛 刘欢
孔府，在古代享有很高的特权和优渥，其经济财富有多少自不用说，在孔府的百户奴仆中，户人是依附于主人的主奴关系，无论户人建立何等功劳或有多高的提携，孔府对户人都有着绝对的生杀处置的权力。
孔府的三堂，从表面的布局和陈列上看，庭院小巧别致，格局繁简有度；室内铜鉴依存，文案书香，和谐优雅。三堂，旧时也叫退厅，为孔府内部处理家族内务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按照孔府家规，府内仆役但凡有违法乱纪者，无论大小都要在此审理。表面上看上去令人感觉闲适宁静，但拨开历史外表笼罩的云衣，便会看到一种威严凝重、深沉肃穆的真实面目。
孔府三堂审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案子，最大的一宗命案发生在清代初年。
清顺治年间，孔府内发生了一起衍圣公孔兴燮责毙府内长班刘国梁兄弟二命案。刘氏亲属上诉至朝廷，控衍圣公滥杀无辜，一时间惊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街头巷尾纷纷议论，阙里衍圣公府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时，大清帝国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出于统治的需要，对于儒家学派宠爱有加，更是对孔子后裔倍加优渥。事件突发，也使得朝野上下惊愕不已。孔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惊天大案呢？为了使案件有一清晰脉络，先将案件的主要人物名字做一介绍：衍圣公孔兴燮；衍圣公管家桂存正；刘氏弟兄四人：刘国栋、刘国材、刘国梁、刘国楫。
一日，京员刘国栋入衍圣公府邸来看望胞弟刘国梁，结果两人命丧府内，再也没有走出来。
事后，刘氏家族感到十分冤枉和委屈，按当时旧制，非庙户民人衍圣公府是无权对其惩治的。于是，刘国材之妻陈氏、刘国栋之妻俞氏上诉吏部，言辞恳切称：
刘氏祖上自明末就已不是衍圣公庙户，实属民人，孔家无权对其用刑。刘国栋前往曲阜衍圣公处看望弟弟刘国梁，哥弟两人商议进京城探家之事，将要成行之时，衍圣公却不放行。刘国栋依理讲说，衍圣公发怒，令管家桂存正等商议，将刘国栋拿住，打了一百棍。然后，衍圣公又用家里的龙边索命银牌木铡将其铡死。因弟刘国梁大声哀哭，亦将刘国梁勒死。
这不是太无法无天了吗？天朝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吏部审案无数，但面对天下一家的衍圣公府，自当谨慎行事。为搞清刘国栋的身份，派员查阅了户部档案，确有刘国栋之名，时为是京城王府校尉。再细查，刘国栋投充王府担任校尉，是在清朝建立之初，但关于他是怎样成为王府的校尉却无人知晓，刘国栋早期的身世王府也一无所知。之后又阅礼部档案，刘国栋的名字也赫然其中。到底刘氏家族是否为衍圣公庙户还是民人？在吏部无法得出结论的情况下，又派员访到衍圣公孔兴燮。
衍圣公则辩解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维护家法。
孔兴燮回称：刘国栋宗祖刘本，于明代洪武年间拨与孔庙为洒扫户。传至刘一奎，由于当年先公看其忠厚，就将其留住在京看守赐第，刘一奎便是刘国栋之父。后把刘一奎送至礼部当差，才就有了刘国栋也在礼部为办事官。顺治元年有巡抚方大猷为“崇圣学”，奏疏：“圣庙壮丁，历代拣选民间俊秀子弟，拨一百一十五户洒扫圣庙。”钦奉谕旨，仍拨洒扫。先公于崇祯二年便委任刘国栋为司乐执事官，又于顺治八年咨司乐执事官。刘国栋先在漷县管屯，顺治九年间复咨礼部随朝办事。
不久前刘国栋来此，他竟然对我说：现在领到诰命，需要你交纳五百两银子。我就说你先管漷县屯租的事情，先前已经有七百余两租银被你侵吞欺骗了，现在又来指着诰命骗我。所以差家奴打他三十板，将他看押起来追回赃款。不料后来因为杖疮陡发身死掉了，期间并不曾用银牌索命木铡将其铡死。刘国梁也是因为追比脏租银两自缢而死，并非勒死。此等状况，管家桂存正可作证.而刘国栋等人历代系我家之人，毋容再议。
此时，刘国栋族户户头刘泽远也出面作证，称他们刘家历代为衍圣公家人是实情，衍圣公所陈述之事不虚。
兄弟排行第二的刘国材辩称：早期衍圣公在京时，父亲与国栋便跟随左右做长班，国梁弟是于顺治二年跟随衍圣公做长班的，也是那一年跟往曲阜的，应为京户民人才是。
两家说法各执一词，并且自成说法，以致扑朔迷离、曲直难断。
经过漫长的审理调查，最后认定：刘家人为衍圣公仆役情况属实；司乐事刘国栋为品级职官，在京为官也确有其事。又据当时山东巡抚的咨文判定：
刘国梁因追比钱粮（追缴不上钱粮负有连带责任）自缢而死；刘国栋因管理漷县屯租贪银七百两，又所谓诰命要银五百两，被衍圣公发怒，责三百板后杖疮陡发身死，并非银牌索命木铡铡死，死有余辜。管家桂存政与本案无关。
此时刘国栋、刘国梁尸体已被处理，“银牌索命木铡铡死”之说，不曾检验伤痕，亦无确据。户部将刘国栋拨于王下做校尉时，刘国栋没有说明身份；衍圣公责杖他三十板时，也不知是王下校尉，只是当作家奴处置，以致身亡。但考虑到案件事关性命，衍圣公被送吏部议处。
案情最后上奏顺治帝，让其定夺。顺治帝看后大为不满，下旨曰：“这案关系刘国栋兄弟二命，被告正犯桂存政等，始终抗提不到，尔部但据咨文草率结案，成何谳法。”最终决定将案簿上所有涉及到的人名犯人和证人全部提到吏部，严加审问。令孔兴燮自行回奏皇上。
可想而知，审讯的结果并无大的突破。
顺治十六年（1660年）二月十三日，孔兴燮奉旨进京面奏皇帝。见孔兴燮到来，顺治帝倒也客气，谈话间赐茶。孔兴燮战战兢兢地将陈词又给顺治帝陈述了一番。
顺治帝听后，耐人寻味地对孔兴燮说：“刘国栋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不得不行。朕读你祖书，朕有不谓（为）你的？你祖怎么周流天下来？今后多读书，做好人，行好事。你今年多大年纪？你有几个儿子？” 孔兴燮一一作答。谈话结束，让内阁送出。算作此案到此结束。
时光流转，岁月荏苒，时至今日，历史的真实尚无明确的解释，这也就成了孔府三堂内的一宗历史悬案。
在当今社会看来，作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设 “法庭”，轻则鞭笞，重则取人性命，极其荒谬。但在封建社会的豪门大户，则极其自然而然，这便是封建宗法。
史实上的人命案件已远去数百年，从看似严肃的公簿陈词，变成了现在无关轻重的茶间故事。
孔府三堂依旧，从堂内的陈列仍然可以隐约看到，当年孔府威严的家法。孔子对弟子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孔府三堂对世人亦有弘扬正气、惩邪抑恶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也应该看到，孔府三堂在封建社会所具有合理性，而正是这种合理性，有时常常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引发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