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涛 敖翔
孔府旧藏有许多历代衍圣公画像，其中一幅七十六代衍圣公的衣冠像，因其人尚近,争议颇多,故而格外引人瞩目。画中的这位衍圣公，头戴朝帽，身着官服，项挂朝珠，神情庄重地端坐于虎皮圈椅之中，他便是近代而逝的衍圣公孔令贻。
孔令贻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中，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呢？
孔令贻，字谷孙，号燕庭，孔子七十六代嫡孙，4岁丧父，5岁袭封衍圣公。光绪十四年（1888年），年满十六岁首次入朝觐见。
不久，告假回阙里与吏部右侍郎孙毓汶之女成婚。光绪十五年(1889年)，奉谕为翰林院侍讲，正式主持衍圣公府府务。光绪十八年 (1892年)，署理四氏学堂学务。
孔令贻作为孔子嫡系子孙，自然站在了传统文化的阵营前线，在晚晴洋务大兴之时，他坚决反对洋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方传教士欲在曲阜古泮池兴建教堂。他便与曲阜知县及当地士绅戮力同心，在古泮池北岸建立“文昌祠”，以示对传教士的分庭抗礼。此东西方文化碰撞事件，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
除了反对洋务外，作为衍圣公的孔令贻，政治上还是一位坚定的保皇派。民国初年，地方推举他为国会议员，孔令贻却坚决不就；1912年2月，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他却上书恭贺。次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并准予衍圣公仍然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并向其颁发“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是年8月14日，其心腹谋士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孔令贻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被推举为“名誉理事”，并担任教育界请愿团理事长，代表教育界支持袁世凯称帝。袁复辟后，更是册封孔令贻为“郡王”，以示功勋。不久，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白日梦无情破碎。康有为又在此时提出“孔教为中国之基础”的言论，孔令贻此时立刻通电回应道“请定孔教为国教”。1917年7月，张勋拥末代皇帝溥仪复辟，他又忙发贺电，称这是“日月重光”、“普天同庆”，甚至准备好巨款在曲阜为张勋建“生祠”，还撰写了“生祠启”，后因张勋复辟迅速失败作罢。1919年，入京为废帝溥仪祝寿，被赏赐“紫禁城骑马”。
或许许多人会责备孔令贻，无论是反对洋务还是拥护帝制，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愚蠢行为。然而，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素，作为正统文化代言人，这些行为都不难理解，我们在责怪他的同时，不妨从他的角度思考，以理解种种行为。纵然孔令贻曾有诸多有违历史规律的举动，却仍旧做出了一些难以抹杀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
曲阜原有孔、颜、曾、孟四氏学，是为培养孔、颜、曾、孟四氏子弟而设立的专学。清末，“预备立宪”风声渐起，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山东巡抚杨士骧将考院改办新式师范。而四氏学亦更名为“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额定学生一百名。同年，杨士骧向光绪帝保荐衍圣公孔令贻为学堂总理。孔令贻任学堂总理后，躬亲在堂，督率教习，勤于功课教授。同时，他以衍圣公府所得捐纳功名的巨款，再加上联合曲阜四乡、十六社、六十户族人募集的二万余千文京钱，在十六社各立初等小学堂一所；城内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当时《东方》杂志二卷六期上赞誉曰：“曲阜孔上公热心教育，捐巨款创办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皇帝载湉命孔令贻稽查山东全省学务，先后到济南、泰安、兖州、济宁及莱州、胶州、登州、青州等考察，“周历各郡县，召集生徒，诲以明人伦、崇正学，期有合于立人达人之旨。”
这一年5月孔令贻请训出京，6月2日到达山东省城，这时正是各学堂的暑假时间，便与巡抚杨士骧一起研究学务办法，并调查本省办学各项案卷，共商育材之道。他提出：“育材之道，以培植根本为先，办学之方，以考核实际为主。东西各国于学术进步之事，彼此择善而师，然于本国独擅优胜之学，赖以团结国家人民者，学校中必注意教授，弗使失传。故新学新理，互相发明，而其国民性质，虽经各种陶染，示旨屹不少变。中国数千年来，以文学经术立国，垂教久远，现虽设立学堂，于图、算、理、化各科，史迹时务故事，分门讲肄，期于一变从学者固陋，养成通达之材，使非文学经术确有造诣。虽科学得有门，经亦惟习其艺而昧其理，知其细而忘其大，则改良学校之谓何哉？至办学经费皆有公私等集，核其成数，因不如他省之多，然必会计精详，勿使浮滥，庶足以推广教育，将随地兴学之效。”
孔令贻从新学中看出了重视具体技艺而清根本理论精神探求，掌握细小知识而轻视了博大的传统继承，在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8月间他会同吴廷斌，分期亲往稽查省城所设各项学堂。于功课，则注重经史国文的教学；于规制，则兼核度支财政各事。其中注重经史国文教育是对当时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补充，当今来看，重理轻文的情况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科学的意义。而检核度支财政，这在苟延残踹的晚晴，不得不说是英明的教育举措，在当下亦有现实意义。
在稽查过程，发现好的人和事便及时予以表扬，如前署理山东提学使方延年，曾经两次出洋考查学务，洞晰教理，讲授起来精神斐然；新署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才学精实，办事极能认真等，都得到他的表扬。一个曾外探洋务之人，得到孔令贻的赞许，可见孔令贻并非全然排外，依旧对西方教育先进之处充满兴趣，更可看出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热心。
9月11日稽查完省城及济南府各学堂后，孔令贻随即由泰安府到济宁州、兖州府，一路稽查而行。每到一处，一定按照所持宗旨，悉心考核。对于学堂上的讲义，则必细加观览，如有授受不合格者，立即示之以改良之策。而经费出入情况，则也必须核对账簿，逐款咨询详情。对于各学堂名称，乃至校员出生、姓名、籍贯以及所任科目、时间、学生情况、家中情况等等，孔令贻都是会同遴委谙习学务人员，分往稽查，逐一填注统计表，并使加以汇核报告。可见孔令贻办学督学的求实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孔令贻再次由曲阜进省城济南，然后，赴青州、登州、莱州三府及胶州直隶州稽四属学务。这次查视至四月底完毕。他称赞登、青、莱三府旧盛科名，文学之风独冠他郡，且地饶、海线交流，知识见闻较广，故生徒国文程度平均考核优者居多，而各项科学似亦领悟颇易。
此外，除教育的卓越贡献外，1912年，在他的倡议和资助下，曲阜县做了一件利民之举，兴办了接种牛痘的防疫机构。
1919年秋赴京，为继配陶氏之父陶式送殡，突发背疽，医治无效，11月8日病逝于太仆寺街衍圣公府。
逝者已久，孔令贻的画像依然保存在孔府内，许多介绍孔府的图书中刊载过此画像，每每见之，都会引起某种思索，虽然，孔令贻作为传统公爵的代表，摆脱不了维护传统的保守立场，甚至曾有拥护复辟帝制的举动，但这些却不足以遮掩他作为一代至圣先师的后裔，对于教育事业的悉心耕作所做出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