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殿内孟子像
彭庆涛 刘欢
孟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唐朝中期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直接继承了孔子“道统”，孟子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话说北宋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五月壬戌，伴着未央的夜色，百官朝圣，一如往常，但其中一人手持奏章，神情肃然，行色匆匆。
他便是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此次临朝有要事将要上奏皇帝。肃穆的大殿之上行过君臣之礼，皇帝宋神宗与群臣商议国事，陆长愈奏请宋神宗，说道：“春季和秋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时候，孟子应当与颜子等人一起享有！”话音恳切，掷地有声。一时朝堂之上寂静无声，大家都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不知所措，因为自从唐代以来，从未对祭奠的先贤们改动，又因为涉及到礼仪，事关重大。
稍有片刻，等群臣回过神来，渐渐有人开始议论，有人说道：“但凡有资格享受祭祀以及随从孔子一起被祭祀的人，都是春秋时代孔子同时期的圣贤，而孟子与他们一起享有一样的待遇是不恰当的，从历代习惯上讲也不是合乎规范的。”此时大家议论纷纷，各持己见，一时之间，朝堂之上莫衷一是，而神宗看在心中，却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当此时,礼官打消喧闹的气氛，说道：“遥想当年，唐朝太宗年间让汉朝时期的伏胜、高堂生以及晋朝的杜预、范宁和颜回接受一样的祭祀礼遇。直到如今和孔子一起享受祭祀的人也不都是与孔子处在相同时代，所以孟子在孔庙应当和颜回有一样的地位，而荀匡、扬雄、韩愈也是弘扬圣贤道义的有识之士，都是有益于古今学问的人，到如今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享配高庙，的确是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希望从今天起在春秋季节祭奠圣贤的时候，让孟子享有高庙的祭礼，荀匡、扬雄、韩愈也加封爵位，以他们所处的年代来定先后，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人一起享受祭祀。从国子监以及天下的学堂、宗庙都列上邹国公孟子的塑像，衣着品级和兖国公颜回一样。”礼官毕竟是这方面的“专家”，说完之后朝堂之上的纷争偃旗息鼓，神宗欣然同意了陆长愈的奏请，诏定按礼部的意见施行。从此，孟子便被请进孔庙，与孔子同享祭祀。
孟子的思想也随其声誉渐渐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孟子的思想有所了解，并经受这些思想浸染着。随着宋代的理学发展，理学家逐渐将孔子思想于孟子学说揉为一体，号称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思想学说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可是好景不长，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五年（1372年）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日子。这一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想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的位置上撤下来，取消他配享的待遇。孟子的配享地位受到了冲击。这次可是来自封建皇帝的冲击，看来孟子的配享地位真的岌岌可危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曾经翻阅《孟子》一书，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时，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一个做人臣的应该说的话，命令罢免孟子的配享，并下诏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的罪名论处，并且命官员金吾（注：金吾将军，为明代第六级武散阶称号，属正二品官的升授之阶。）用箭矢射之。
但是历代帝王阅读《孟子》者甚多，缘何会是朱元璋这个皇帝会如此恼怒呢？这恐怕要从朱元璋和孟子两人身上去找根源了。
关于朱元璋有这样的记载，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见《明朝小史》卷1）此虽小事一桩，足可管中窥豹，见读书人在其心目中所处位置。明太祖虽然用儒家思想安定国家，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
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播仁施爱的逝去的长者形象，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苦苦劝谏：“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见《明史·钱唐传》）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的头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他说：“说大人则藐视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若“天子不仁”，则“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这便是孟子的政治观点。在哲学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即人生来皆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的道德意识、“良知”和“良能”，希望人人能够坚持真善美的本性。战争观点上，孟子在当时封建统治中就更显激进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就不断地发动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就犯了大罪，国君应该“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民本思想，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逆耳。并且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在洪武元年与儒学之臣讨论问题时，朱元璋就曾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纪事本末》卷14）基于这种心理，闲暇之时，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孟子》的朱元璋，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因此厄运降临到孟子头上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就在孟子面临被罢黜孔庙的时候，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冒死抗旨入宫廷进谏，并抬棺材上朝，对朱元璋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此言一出，朝臣一时无不为这位识大体、重大义的谏臣担忧，朱元璋也着实无奈，一来见其官居要职，杀了可惜了人才，二来见其言辞诚恳，坚毅刚卓恐留于后世“杀贤臣、诛忠良”的骂名。最终没有加罪于他。孟子的配享才得以保留下来。
此次风波过后，孟氏族人十分感激钱唐，为了报答他的抱死苦谏的正义之行，特地在孟氏报德祠内设钱唐牌位，每到过年和祭祀时节祀便举行较大的祭祀活动。后来，又将钱唐的牌位移到孟庙西庑，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牌位升祀东庑，位列韩愈之上。
孟子塑像几经波折终于留在了大成殿内，从而也可见其思想在人民心中有着稳固的地位。孟子的“仁政”“为民”对历代当权者是一种警示；其追求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刚正不阿之风，对当下的个体来说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话语。时代在变迁，不变的是那些永恒的人性和我们社会文化中永恒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