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四家的人与书

日期: 201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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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四家的人与书

原刊<中国书法导报>20031224\31日连载

作者 \ 曲阜孔子博物院 彭庆涛

 

每观唐初四家的书法作品,都有情不自禁之感觉,想到书如心画的道理,赏之有兴。

书法艺术,是一种形式单纯而意蕴丰富的意钟爱艺术,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很高的技术性和形式感。因此,它是风雅、斯文、高洁的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光有艺术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要表现人的情感。作为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它必须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在书法作品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书法与写字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能够达到如唐代孙过庭所说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应该是从魏晋才开始成熟的。魏晋以前的书法,并不视艺术表现为主要目的,甲骨文、金文、秦汉石记得等在书和刻时,结构上有虚实、匀衡、疏密之讲究,但那仅仅是去表现书、写者的情感。因此,魏晋以前的可赏性文字,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它还并不成熟。但它们作为书法艺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其书法意义与特征,仍属书法艺术的重要范畴。当书法作为艺术在魏晋时期成熟以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则成为书法作为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

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宣和书谱》云:“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书法既可见性情,更可见人品。书法艺术运用线条的运动节奏,造型成“势”,而表现出“骨力”;墨色的淋淳挥洒,则蓄积着“韵”,表现出“气”,通过骨势气韵的流动变化,表现出书者情感的波动节律。个性的阴阳刚预想、人格的刚正邪佞、理想的追求寄托,知识的积淀理解、生活的进退沉浮等,通过极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以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表现出来,从而抒写自己的思绪情怀。因此,书法艺术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人”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书如心画”。

观唐初四家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书如心画这一真理。唐初四家即指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和薛稷。如从承袭关系及书法风韵上来说,可把四家分为两个类型,欧阳询和虞世南较为接近,而褚遂良与薛稷则较为类同。这种类型上的差别,与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及个人阅历有着直接的联系。欧阳询和虞世南都做过隋朝的官员,特别是虞世南曾经是隋炀帝的近臣。入唐后,他俩同为弘文馆学士,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虞世南官至秘书监,均在唐初以学者著称。其书法风格也较为近似,均为瘦劲型书体,欧阳询以劲险峻厉,虞世南以外柔内刚著称于世。褚遂良和薛稷均属欧、虞之晚辈。特别是薛稷,比褚遂良还小五十多岁。褚遂良官至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为辅政大臣,薛稷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他俩均属唐朝的达官显贵,其书法风格均以丰艳流畅著称于世。

从师承关系上来讲,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兼学王献之,其笔力险劲瘦硬,意态精密俊逸;虞世南以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为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潇洒,人谓其法书得王献之规范;褚遂良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因其父亲与欧阳询关系甚好,故又受欧阳询的影响,其早年书法以《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为代表,笔画带有北朝碑碑的遗意,唐高宗以后,其书一变唐初的方正严谨,笔画保留了部分隶意,藉王羲之流丽妍美、风神潇洒、韵致卓绝之书风,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薛稷曾从外祖父魏征家里见到虞世南、褚遂良的法书,遂精勤临仿,特别对于褚遂良书风的继承,可谓淋漓尽致。因此,他的书法基本上属于褚派范围,世传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语。由此得知,唐初四家之书,均师承“二王”,然而,其书法风格则名不相同,特别究其四家晚年之书,更能观其“人”的影子。

欧、虞书风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没有晋代的书法艺术,也就不会有欧虞之书,更不会有唐初四家。因此,讲欧、虞之书,就不得不讲晋人之书。

其一,魏晋以前,书写是官职比较低下的书佐、典签的事情,地位较高的士大夫是不为此事的,而到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子弟身居高位,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尤精于书法,世代相传。当时最显赫的王、庚、谢、郗四大家庭中,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儿子王玄之、王徽之、王涣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导的儿子王珣,王洽的儿子王荟,王献之之女王神爱;谢安的兄弟谢万、谢奕的女儿谢道韫、儿子谢敷;庚亮之弟瘐冰;郗鉴的女儿郗氏(王羲之之妻)、郗愔的妻子傅夫人等,都是书法能手。他们在长达百年间的东晋时期一直身居高位,其中王神爱还是晋安帝的皇后。在书法艺术上,他们之间相互标榜,相互影响,使东晋的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一代“书圣”王羲之就是时代所造就出的典范。王羲之先学魏钟繇,后学卫夫人,因之早年的书法风格是比较质朴的,后来由于王羲之的觉悟突然为之一变,据说是受王献之的劝说,其书法风格从质朴变为流丽妍美、丰神潇洒、韵致卓绝的新书风,“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由此而确立了王羲之的书法地位,近而其书风浒将书法逐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使东晋的书法充满着激情,也使书法作为门类艺术走向了真正的成熟阶段。经过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遂有北碑南帖之说,隋朝的统一,则将南北书风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欧、虞即是在这一大融合背景下诞生出来的。因此说,欧、虞的出现,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其二,魏晋的玄学之风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思维方式,表现在性格上则是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崇尚自然,言则简约玄谈、行则畅志通达,北京大学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道:“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如,一点一指皆有情趣,至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人的性格在书法中的体现,标志着书法的成熟,成熟的书法艺术又给书法者以全面的启迪。欧、虞初学“二王”,既得晋人之法,又得晋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把这种法和情反归到楷书上,使楷书在魏楷的基础上融进了行法,因而能使欧虞独树一帜。

其三,欧虞做为文人,都有其坚韧的性格,《旧唐书·虞世南列传》载:“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书交至,以母老因辞,晋王命使者追之。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时世基当朝贵盛,妻子被服拟于王者。世南虽同居,而躬履勤俭,不失素业。”“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开春宫,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世南虽容貌懦懦,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太宗以是益亲礼之,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由此能够窥视到虞世南的人品及性格。欧阳询的生活背景比较特殊,其父为南朝陈广州剌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纥(询父)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论,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在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旧唐书·儒学》)。欧阳询由于生活背景的特殊,自始至终基本上以纯学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行为准则等则必然会在欧阳询身上有所体现。欧阳询与虞世南相比,文人气息则更浓一些,在思想、行为上,亦显得较为温和,表现在书法上,欧阳询虽学王羲之,但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很难与所谓的“晋人风度”相适应,因此其书法并没有明显的王书韵神,而确有魏楷之风骨。欧书有戈戟森严之险峻气势,更有变化绝妙的严紧结构,兼有北碑劲峭之遗风,融有南贴清秀而参有篆隶之法。能博采众美于一炉,显见其性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虞世南的书法风格沉厚静穆,藏锋聚气,点画均有千钧之力,被誉为绵里藏针,境界极高,这与他忠直的性格,、广博的学识有着必然的联系。

其四,应该说,欧、虞之书是对魏晋以来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总结,这种书风的形成,当完成于隋朝,这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产物,欧、虞都在隋朝做过官,他俩都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参与者,更是继承者。按道理说,凭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人品、德行、学识及其对书法的理解和感悟,完全可以突破隋朝形成的书风,但因欧、虞曾任职于隋,入唐后未能积极进取,仅以知识分子固守其节的心态对待书法,晋人那种优美自由的情调色彩,未能身体历行,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显得墨守陈规,仅仅是将隋书之风推到了更高的层次。从他俩的书法风格中,我们也能看出,其书中都蕴含着一股无形的力量,这说明了他们都有冲破这种书风的欲望,只是心有余悸而未能施展罢了。其实,话又说回来,这正是他们个人阅历、性格对于时代的局限性,更是在其书风中的反映。

唐初四家中最突出的应数褚遂良,从他开始,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转机。褚以虞为师,宗法王羲之,对后世学书者影响颇深,颜、柳均宗之。后人评其书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婉美华丽”、“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褚遂良之所以占据突出的地位,亦非偶然。

其一,褚遂良的性格特征与虞世南极为相似;忠直、不屈于权贵。《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子必书。’”褚遂良在任谏议大夫期间,数谏帝过,言语亦丝毫不让。其为人深得太宗信任,太宗临终前召褚遂良、长孙无忌为辅政大臣,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进郡公,“再岁,召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临修国史,兼太子宾客。进拜上书右仆射”。后高宗立武昭仪,褚遂良极力反对,为此,褚遂良屡被贬而死。忠贞不屈,不为权贵折腰是褚遂良人品、性格的体现,与虞世南性格的接近,是他能够承袭欧、虞书风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二,聪明、博学,能超出常人,是褚遂良的又一特点,“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关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这说明了褚遂良不仅聪明博学,且对王羲之书法理解得相当透彻。“少师虞秘监,长则祖述右军。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遂良大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甚重之”。由此可见,褚遂良的仕途顺畅,即因其能得“二王”之书要。  

其三,褚遂良在隋大业末,曾为薛郡通事舍人,并没做过隋朝的官,其父也仅仅做过隋朝的散骑常侍。因之,入唐以后,其思维、行为没有任何余悸,这也是他秉直性格得以守恒的原因之一。这样,在其思想及行为上,则敢于开拓进取,表现在书法上,则是在继承欧、虞书风的基础上,藉“二王”风神潇洒、流丽妍美之风格,追求风神、气质、情致等笔意,又兼收北碑遗意,其书法行笔遒丽,体态流美,笔画虽瘦而实腴。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遂良书多法,或仿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于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

褚书在唐初的影响甚大,学褚书的书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薛稷。因笔者所见薛稷笔迹甚少,仅有《信行禅师碑》的局部印本,故不敢妄加评论,有史书云:“稷书学褚遂良,尤高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褚遂良又称褚河南)之高足,为时所珍,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由是知薛稷书为褚派一系。但笔者观《信行禅师碑》之局部印版,并非褚遂良之肤肉,与褚之《孟法师碑》相比,其笔法确实相近,然《信碑》更显活脱一些,从《孟碑》看,其中仍有北碑之意,当为褚之早年的作品。如与褚《倪宽赞》相比较,则《信》、《倪》即有不同的立意。因此说,虽派为同类,然其特点仍然还是有区别的。此亦体现“书如心画”之道理,不同的人,亦必有不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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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03 - 19
中国孔子网传统文化研学基地揭牌仪式现场刘廷善、杨朝明、孔德平、王承山共同上台为研学基地揭牌3月16日上午,中国孔子网传统文化研学基地揭牌仪式在曲阜市机关招待所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刘廷善、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中国孔子网总编王承山等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仪式上,中国孔子网副主编杨光向来宾介绍了基地的整体规划和前期筹备情况。刘廷善、杨朝明、孔德平、王承山、彭庆涛等专家先后致辞,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孔子网在曲阜设立传统文化研学基地,很有必要且十分重要,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阵地。  刘廷善说,新时代是一个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的时代,在曲阜彭门创作室成立中国孔子网传统文化研学基地,有利于发挥曲阜圣人之乡的优势,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杨朝明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细致阐释了在彭门创作室成立研学基地的重大意义,并代表孔子研究院表示了对基地建设的支持。  孔德平对研学基地的成立表示祝贺,对彭庆涛丰富的人生阅历、丰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表示钦佩,并赞许以彭庆涛领衔的彭门创作室,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王承山主编介绍了中国孔子网的发展过程,同时对曲阜当地领导和各界同仁为中国孔子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王君毅高度评价了彭庆涛的学术成就,并认为彭门创作室一定能将研学基地建设好,同时表示了尼山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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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2 - 20
汉书佐酒,余音绕梁——纪念安作璋先生逝世一周年安作璋先生千古!去年此时的山东,冰消雪融,大地回春,一位老人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来缅怀这位故去的老前辈——著名学者、秦汉史大家安作璋先生。△安作璋先生安作璋先生简介安作璋(1927—2019),山东曹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孔子网专家顾问、彭门创作室导师。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被誉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曾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首届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2月20日,安作璋先生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3岁。安作璋先生的治学作为历史学者,安作璋先生治学严谨、功底深厚、著作等身,以“传承历史,资政育人”作为自己学术的主要任务。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便发奋苦读,到79年时,书架上的“前四史”已经置换了数套。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主张治史贵在乎通,其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通史、地方史、文化史、文献学等领域。安作璋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发表重要论文数十篇,出版《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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