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考辩
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院 彭庆涛
曲阜及其周围地区自今考古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至夏、商、周三代，连续承传，从未缺环。这种由考古资料而证实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系统的、久远的文化谱系，毋庸就全国来说，既使在世界上也无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与之比肩。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古老辉煌和连续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唯一骄傲，那么，邹鲁地区古老悠久、自成系统的传统文化，无疑又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骄傲，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脊梁。
历史发展到大汶口文化中期，汶泗流域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证据可分两大线索：一是考古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提供了佐证；二是文献资料多所记载的人文初祖太昊伏羲氏及其父系祖先在汶泗流域的崛起。本文主要从古史传说和文献资料的角度，论述邹鲁地区史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力图在集纳纷纭众多的历史碎片中，拂去各种虚妄的迷尘，鞭辟入理地寻找和勾勒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原始文明演进的脉络和踪迹。
太昊伏羲氏在汶泗流域的崛起
（一）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在人类诞生进化的漫长时空中，将人类智慧的积累乃至大自然变化的功能集中在某一个“神人”或“英雄”身上，这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也只好承认这种历史演变的规律，即一切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那么，远古先祖神圣们的名字也就不会是确指的某一个人，而是其氏族部落以及延续若干代的统称，甚至又以幻化的形式出现。因此，神话中有历史的影子，历史中有神话的因素，也正是由于二者的混淆杂糅加大了科学分辨的难度，但又同时提供了相互参照的印契，加之文物考古的不断发现，更好地梳理和把握汶泗流域史前文化演变的轨迹，则是大有希望并也是科学可信的。
探索人类的起源并确立自己的祖先，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所无一回避的主题。中国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和根基的祖先崇拜可称世界之甚，由最初人神不分、天人交融的天皇、地皇、人皇，逐渐凝聚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同源共祖——三皇五帝。尽管先秦两汉对三皇五帝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共同推尊太昊伏羲氏为三皇之首则是毫无歧义的。而相传开天辟地的盘古，是《绎史》和《艺文类聚》注引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作品《五运历年记》与《三五历记》（已佚）之后才流传开来的，不仅出自大晚，而且不成体系，甚或认为带有佛影的“舶来品”。更难与早已被华夏族推尊为“上上圣人”1的伏羲以及炎黄相匹。
伏羲亦作伏牺，《为三坟》作伏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释文又作炮牺；《汉书》作包羲；《易·系传》作庖牺；《帝王世纪》、《拾遗记》作庖羲；《世本》作虑戏；《管子》、《庄子》作虑仪；《诗含神雾》、《尸子》作宓牺。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将太昊、伏羲连称，视为一人，后世便合二为一，惯称太昊伏羲氏。《尚书·正义》注云：“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史记索隐·三皇本纪》亦称“其帝太皞是也”；《潜夫论·五德志》：“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皞；”太皞，也作太昊、太皓。从众多的文献资料中得知，伏羲即是太昊。
《周易·系辞下》排列古传帝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尚书·正义》曰“包牺氏三皇之最先”；《白虎通》亦云伏牺“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荀子·正论篇》云“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顼，自太皓、燧人莫不有也”；《逸周书·大子晋》亦曰“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有天下也”。文献资料众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太昊伏羲氏是传说时代中最早的远古帝王（或远古部落领袖），这已是历史的共识；并且种种迹象又表明，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由母系氏族演变为父系氏族的原始氏族。
太昊的“昊”字从日从天，谓日出光明之意，为东夷“太阳”部族崇拜的领袖。故《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
唐兰先生最早提出大汶口文化即是东夷昊族文化，他认为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发现，可以证明它属于古史传说上的少昊时代，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正是文献所载的少昊文化区。并于1978年2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中国经过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并分成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夏商是后期。后来，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田昌五先生又从陶文上提出一个具有内证性质的证据，认为陶文 、 、 、 、 ，“其意应是太昊和少昊之昊字，有如铜器上的族微”2。如是，则大汶口文化为东夷昊族文化将是确定无疑。或者说，是东夷昊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大汶口文化。
确定了太昊伏羲氏与大汶口文化的一体关系，那么，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有了更为确凿的参考依据。一般来讲，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情况便可见到伏羲族的活动范围，大体包括鲁中、鲁南、鲁西南、河南东南部、苏北、安徽的淮北，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区域，它必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及史学界一般的结论，大汶口文化中期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及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时期，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表明，太昊时期应属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太昊及其族群当由大汶口文化中期或早期的晚阶段，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前一阶段，开始发育并逐步成熟。
（二）
首先，从神话意向的大范围来看，太昊在人间地域的投影——神国组织的“五方帝”中，作为他帝无可比拟的太阳神而雄居东方。
《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时则篇》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看来太昊伏羲氏的活动管辖范围，几乎包括了广大的海岱地区，与大汶口中期及其之前的文化还真相当。《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由于初始生发并治理东方，死后当然要受其后裔——东方民族的祭祀。
就其后裔祭祀与地望关系记载最为具体而清楚的，当推史书《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
可以说，这是太昊部落诞生发育于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的力证。《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3说“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正义》曰：“任，今任城县也；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宿，东平无盐县”。《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载：“其后有任、宿、须句、颛臾，皆府境也”。即说上述四地均属明时兖州府境内。
任，今山东济宁任城，为古老的有仍氏（有任氏）族居住地。《孟子·告子下》曾记孟子与“任人”论礼，并且与任君之弟季任礼仪相交。西汉时列为县治，东汉又列任城国，北齐改曰高平郡，元曰济宁路，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称：“任，青帝之墟。”是为太昊故地言之凿凿。
须句，今梁山县北与东平交界一带，位于黄河、济水的西岸，因而“崇昊、济而修祀”。史载春秋前期，作为小国的须句屡遭邾国的侵犯。公元前639年曾一度被邾国所灭，由于鲁僖公的母亲成风是须句国的女儿，须句子便逃到鲁国对僖公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昊、济而修祀，纾祸也。”4僖公于次年伐邾将须句子复国。此后不久再度为邾国所灭，公元前620年，鲁文公出兵伐邾夺取须句归鲁。
宿，今东平南部，与任和须句毗邻。据《春秋·庄公十年》载，公元前684年，宋国把宿人迁到别处而夺其地。又据《元和郡县志》“泗州宿迁”条说，今江苏宿迁即“《春秋》宋人迁宿之地”。
颛臾，今泗水县东至平邑一带。除对太昊的祭祀之外，还主持对蒙山神的祭祀。《论语·季氏》中有孔子言“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春秋时已处于鲁国的疆域之内，与鲁大夫季氏的采邑费为邻，称为鲁国的“社稷之臣”，因而，季氏准备攻打颛臾，遭到孔子的反对。
总之，通过任、宿、须句、颛臾这四个小国的地望，可以勾划出太昊伏羲氏活动的基本区域轮廓，即东起蒙山西到济水，包括了泰安南部、临沂东部、菏泽西部、枣庄北部，也就是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而这一区域，恰好又与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完全吻合，这样既证明了邹鲁地区是太昊伏羲氏的发祥地，又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就是昊族文化。
（三）
关于太昊伏羲氏的源起，还需再作进一步探讨。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也云：“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潜夫论·五德志》亦同此说，并且又云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皞”。《尚书·正义》亦称“包羲氏……风姓，母曰华胥”。《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鼓其腹则雷。”
由此可知，太昊的母亲为华胥，因在雷泽中履大人足迹而生伏羲，所履之“大迹”，当是雷神之迹，即伏羲是雷神的儿子。与此相类，在神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均是其母感雷所生。这就是我国最古远的推原感生神话，明显是来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如此古远的华胥氏，当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去寻找。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载：“华胥氏之国，今（泗水）治东北五十里有华胥山，其西麓有华村，为汉华县故治（注：即汉泰山郡之华县，徐州牧陶谦使张闿送曹嵩家属赴泰山郡被害于华、费之间，即指此华县）。按古《河图》云，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今治东六十里有雷泽，亦名服（伏）泽；北有伏山，东南有扶犁山，亦曰抛犁；有浮来，亦曰包来；近于其地掘得汉河平二年麃里碑。西南有陪尾，即负尾山，又南首有负首山。盖扶、伏、鲁、负、麃、抛、包，来与里字互通，借音微转，歧似异而实同伏羲之伏。”由此可见，华胥氏应在今泗水县治东北。
恰巧，从现在的地名、地望仍能品味和寻找到古远的蛛丝马迹。在泗水县城东北的大黄沟乡有华胥村，现已一分为四，称东、南、西、北四华村；村依华山，即古华胥山；山环华村水库，即为古华渚（华胥）池；有伏羲庙，庙东南有女娲庙。伏羲庙座落在华胥池上的一个小山头上，此庙已毁，仅存遗址，在其废墟上仍立有元代《重修伏羲庙碑》，始建年代不详。其南泉林镇东有雷泽湖，现已涸，但当地百姓仍呼其为雷泽湖，此即为古雷泽。
《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泽即“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吕思勉先生也认为雷夏泽“盖即《五帝本纪》舜之所渔的‘雷泽’”5。还有许多学者言雷泽为濮阳、菏泽或太湖等等。其实，这些均为太昊伏羲氏族由泗水上游的雷泽迁徙该地而贯以继之的命名。
雷泽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淮南子·地形篇》亦曰“雷泽有神，龙首人头”。“龙首人头”显为“龙身人头”或“龙首人身”之误。当地众多的汉画像石雕刻中的伏羲女娲即为龙身人头。表明感雷所生，即为雷神之子，龙之子。远古观念不仅“云从龙”，而且雷电风雨皆从龙，认为是龙所致，龙成为雷电的化身，成为自然幻化的“生命格”。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记：
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孔疏引服虔说：“太昊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观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竹书纪年》也说属于太昊氏系统的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以及上述龙种等等。记载太昊氏与龙有密切关系者，散见于先秦诸子的多种典籍。《泗志钩沉》亦考得有古居龙氏之国，“今泗水县治南十五里有居龙山”，“东十五里有苍龙溪，又名青龙溪”。即使剔除五行神话的外壳，也不能不使人感悟到太昊伏羲氏确曾在东方建立过一个庞大的龙氏集团。
而黄帝是以云纪，炎帝以火纪，共工以水纪，则太昊以龙纪。中华民族皆以龙的传人自称，其源即本于此。自太昊伏羲氏族始，将龙作为自己族系的图腾，即约定俗成富有凝聚力量的精神的旗帜，与凤鸟图腾一起飘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即形成具有中华民族标志意义的龙凤文化。
由泗水上游的华胥池顺流而西，便是曲阜。刘道原《通监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又《帝王世纪》云：“神农又营曲阜。”《郡国志》亦云：“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此言是说炎帝所都昔为大庭之阪。《春秋历命序》：“炎帝号大庭氏。”《通纪》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生地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大庭义为太帝，太、大义同，庭、帝音转，太帝亦称大庭。由此可知，大庭氏居曲阜，当为伏羲族走出山区向平原扩展的开始。
（四）
沿泗水而下，与“大庭之库”曲阜毗邻的是任。《济宁直隶州志》载：“任，青帝之虚。”青帝应是太昊氏族部落的“青龙氏”，即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又西临济水之滨，所以“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古任为有仍氏之国，最早集中活动于今济宁东南至微山县一带，其东有邹峄、凫山，凫山分东西二山，亦称东凫山、西凫山。凫、伏音同，亦可称伏山，即伏羲之山。《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云：“其上有伏羲庙，庙前双柏可数千年物，《左传》颛臾（应为“任”）风姓，伏羲之后，实司太昊之祀，邹鲁有庙是也。”
今考得凫山周围有三座伏羲庙，其一位于邹城郭里乡，也是最为盛大的一处。《新修兖州府邹县地理志》云：“凫山，去城西南五十里，在薄梁社郭里村，……山腰有伏羲庙，庙前有双柏。”有关邹城郭里伏羲庙（俗称爷娘庙），散见于多种记载，故不一一铺陈。郭里伏羲庙规模宏大，分三路布局，中路有羲皇殿，供奉伏羲，中塑有伏羲裸体像，腰间以树叶围绕；有寝殿，供奉人祖奶奶（女娲），亦塑有裸体塑像，腰部以树叶围绕；两侧有东西两庑，供奉各路神仙；东路有玉皇殿；西路有关圣殿及送子娘娘庙，也称娃娃殿。庙中碑碣甚多，最早的有唐长兴二年《重修伏羲庙碑》，有宋乾德二年《重修伏羲庙碑》，金章宗明昌七年《重修庙记》元武宗至大二年《重修伏羲庙碑》、明英宗正统四年《碑记》、明武宗正德二年《重修碑》、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铭刻的千古帝王《纲鉴碑》等等。邹城郭里伏羲庙毁于1929年兵火，后因失修，遂成废墟。现在遗址仍存有完好的殿堂基础、浮雕石柱、赑屃碑座、螭首及残存的石碑等，虽然已是断碑残垣、瓦砾碎片，但仍然显露着昔日壮观恢宏之象，无不与伏羲女娲的千古祭祀和人类的繁衍息息相关。
凫山上有八卦台，先秦诸子多载伏羲“始作八卦”，附近又有女娲炼石台等，这些遗迹均与文献所记及神话传说相吻合。特别是伏羲、女娲兄妹为婚的传说，更为神奇和瑰丽。为了繁衍人类欲想结为夫妻，但又觉得羞耻，便向上天祷告，若两山的云烟聚拢，即可结为夫妻，话音刚落，果然实现；但女娲又提出第二个条件，即滚磨成亲，伏羲、女娲分别从东西山上各将上下一扇石磨从山上滚放下来，两磨果然合在一起，终于结为夫妻。合磨地点就在东西凫山南的老磨台山。
其实，老磨台山仍是凫山一峰，不仅石材作磨，而且古代的石磨亦有龙文化的内涵。雕磨匠拜师首先要学会刻龙，因为上扇石磨拨散粮食的中心凹道为s形龙图，下的是龙粮，出的是龙面，民俗“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必须将磨脐抬起来。当地民间还流传一位未登基的“小皇帝”早夭而吊死在磨台上，因为磨台也是龙墩，与真龙天子配套。所以，老磨台就是老龙台，与“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文化传统吻合。
老磨台山东为凤凰山，亦为凫山山脉之延伸的小山，并紧结凫山。二者之间有六合泉、圣母泉、羲凤泉、小龙泉等群源汇流，接泉而南又是一座伏羲庙，系依山建陵，陵上建庙。由于山坡陵台较高，俯瞰平川湖泊，气势宏伟。伏羲陵台呈长方形，长40.5米，宽34.6米，高4.6米，占地1401.3平方米，体积为6445.98立方米。此陵庙原是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前有三圣阁，后有女娲殿，伏羲殿建在中心部位，并配以钟楼、鼓楼、庙门，周围绕以青石垣墙。
此陵庙创建年代不详。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山阳有伏羲庙。”《魏书·地形志》又记：“高平，两汉属山阳……有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庙。”就伏羲陵而言，全国记有两处，一为山阳高平（今微山两城），一为河南淮阳。此二处早在魏晋时就并列记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东也。”又李吉甫《十三道图·图经》载：“单州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曰辛兴里，其间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庙。”《路史·太昊纪》载：“葬山阳。”罗注：“按帝冢在今山阳高平之东北。”北宋《太平寰宇记》说承雀山（西凤凰山北）为“女娲生处”，女娲陵在“古任城东南39里”。即今之微山县两城的伏羲女娲陵庙。宋熙宁十年（1077年）石刻载：“鱼台新兴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庙。”元至元二年吕惟恕撰碑：“鱼台县治东北七十里有凫山，山南麓曰新兴里，有伏羲庙在焉，故以是为伏羲葬瘗之地。”清康熙版《兖州府志》载：“鱼台县伏羲陵在县东北七十里凫山……”等等。均证两城伏羲庙下为伏羲陵。从“古者墓而不坟”来说，墓上建庙以祀其冢是完全可信的。可见围绕此地陵庙的众多遗迹，2000多年来不乏史书记载；在民间传说上，也弥漫着太昊伏羲氏族部落的草创足迹及其龙凤文化意蕴。
除上述凫山脚下郭里和两城二处较为著名的伏羲女娲庙外，还在附近有文献记载的三处需要一提。其一是凫山东南的滕州染山伏羲庙，《兖州府志》（明万历版）载：“染山……其上有伏羲庙，有泉曰圣母池。”现庙已毁，仅存遗址；其二为曲阜城内伏羲庙，清修《阙里志》云：“伏羲庙在曲阜城内东北隅，今为三皇庙。相传凫山为伏羲作八卦处，……《路史》云曲阜为太昊之虚，又号曰春皇。太昊氏其王于东方也。”所创年代不详，清时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现庙已毁，其遗址被曲阜机关幼儿园所占；其三为嘉祥长直集伏羲庙，位居大野泽畔，济水之岸，为商周文化遗址，至今明万历石碑高耸其上。又是该地“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的明证。
（五）
从文献记载来看，伏羲的主要功业在《周易·系辞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刻《远古帝王图》首榜亦作出精辟的历史性概括：
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仓精”即苍龙、青龙，主春主木，代表春之发长现象，武氏祠即刻伏羲女娲手持规矩，人首蛇身，交尾诞生人类。是由东方的精灵演绎成为人间的帝王。这就从人类的草创伊始，到取法自然，作“八卦”，标志着哲学思维的诞生，再到结绳为网狩猎捕鱼，进入渔猎经济，以至“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6。几乎将人类文明的开创归结于伏羲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跨度中，太昊伏羲氏并非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氏族，或者由其衍生的氏族部落群，并又世世代代因袭太昊伏羲之号。这个族在黄河下游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然后以其极强的感召力占据了父系氏族族群的统治地位，并同时快速向外扩展。正如《帝王世纪》云：
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皆袭庖牺之号。
《汉书·古今人表》将这些“氏”皆列“太昊帝、伏羲氏”之后。《庄子》说在伏羲之前，《史记·封禅书》列无怀氏为伏羲之前，《路史》谓皆在伏羲以前。其实，如果将太昊功绩人格化的因素去掉，即把太昊看作一个族的话，那么上述诸多的“氏”言前言后也就无大意义了。而事实上应该是：伏羲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使整个氏族的发展增添了空前的活力，继而成为当时诸多区域中发展为最超前的氏族，带动或影响着其它氏族纷纷向父系氏族体制转变，伏羲氏族则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诸多部族族群的统摄地位。其后人亦把伏羲族人格化，将原始先民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实践发明的渔猎、织网以及最初的记事符号——八卦等统统归到所谓的太昊伏羲氏一人身上。特别到汉代以后，由于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影响，以汉时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思想模式比附和框定古史，从而否定了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主导社会的历史，推尊太昊或伏羲一人而代。
由于伏羲族群的扩张，其族内多有迁徙，因之将原有的地名、族名等带到各地。人最初无正名，人名、地名、族名合一，呼其名则知其族，知其族则明其地，以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展，各地均出现相同的人名、族名、地名等。如雷泽一名，全国有五、六处之多；华山一名，亦有数十处；历山、烈山、莱山、伏山、负山、凫山、黄山等等，亦是如此，举不胜举。特别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追求本族的高贵血统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于是各族属则承袭包牺之名，自圆其世系而成为伏羲之裔。又因其地名音同而云包牺之故地，加之《山海经》纬书之误，汉代未有足够的辩析甚至附和其说，使之后人难以廓清伏羲之源了。
王献唐先生于五十年前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认为伏羲族形成之前，在鲁中山区有数大族系。其中重要的有莱族、牟族和邾族，伏羲出牟族，其母为莱族。二族结合于泗水源头，因此断定伏羲源于泗水。运用语言学、文献学、文字学、民族学、训古学、地名学、考古学等多种资料，列八证说明伏羲族源于泗水，发迹于泰山附近，都于曲阜。并指出“兹但言伏羲，自有人类至于伏羲，已不知历若千年祀，其所在之地，历世迁徙，不必是在泰山附近，……固已早由泰山散布四方，其散在之区，最初亦必有丘陵高耸之乡，属泰山区域，迨后愈迁愈远，始至濮县一带之洼下区域。”此言切中根底。伏羲族群迁徙往来无常处，早已分布四方，致使许多地方传有伏羲遗址遗迹，这一方面说明多元一体、同源共祖现象，又一方面说明东夷昊族文化的传播发展，逐步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乃至更加广阔的地区。
综上所述，我们大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太昊伏羲氏起源于泗水上游，其族沿河最先到达曲阜、兖州以及邹、滕、微山交界处的凫山一带，即在泗水中游发育成熟，留下了众多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此地域内，分别向南、西、北三个方向扩张：一支继续沿泗水顺流而下到达江淮，与当地居民共同创造了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一支沿济水南岸向西南扩张，首先到达了河南淮阳一带,有文献称“陈，太皞之虚也”，《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亦云伏羲“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泰山”。另外一支则向北发展，直到炎黄逐鹿中原后，颛顼帝迁都帝丘，均为伏羲族系拓展之证。
第二，区域的扩展，不仅仅是占有地盘，而更重要的是以占有财富为目的。依靠扩张占有财富就意味着掠夺，掠夺必然会有战争，战争必然会有军队；再从以龙纪官、为龙师而龙名来看，太昊集团应该有了较为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并有军队和刑法。“刑罚、氏族显贵的亲兵集团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氏族部落机关，成了对广大民众的强制力量，统一国家的前身，即大大小小的家庭奴隶制国家在夏朝建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7。可以说，太昊伏羲氏族集团则是中国最早的家族奴隶制王国。
第三、太昊伏羲氏族的崛起，为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在黄河中下游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拉开了序幕。据今考古所知，中国的文字及其许多发明创造和文化意向，最早溯源于太昊时期，它起到了首开先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认的龙文化始祖。
炎黄蚩尤逐鹿中原
战国时代的人们追溯古史，对史前社会发展的历史作过种种描述。如《韩非子》说，上古之世，先是“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接着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8；接着便是画卦“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太昊伏羲氏，“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9，《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贲，言大道也。”这一古史系统绝非纯粹出于虚构，乃是人们对上古历史的粗略概括，大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一般进程。至于“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10，“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11，“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泼为妃……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12云云，则很难令人相信了。但起码可以得知，伏羲女娲早于炎帝，炎帝神农氏略早于黄帝或与黄帝先后相继，应该是历史的事实。
（一）
从文献资料看，炎帝活动的区域范围较大。《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氏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从这一记载看，炎帝的活动范围西至姜水（既岐水），东至曲阜。从“初都陈，后居曲阜”得知，炎帝的中心活动地域约相当于太昊时期的活动地域。《帝王世纪》亦云“炎帝都于陈，又徙鲁”。然而，不少学者因炎帝“本起烈山，长于姜水”，认为炎帝为羌族的一支，即姜姓部落的始祖。那么“都于陈，又徙鲁”又作何解释呢？“陈”是河南淮阳，鲁指山东曲阜，如果说山东河南一带在父系氏族时期或大汶口文化时期抑或龙山文化早期曾经被西部羌族人占领并统治过，恐怕所有的学者谁也不会相信。如果文献记载的炎帝活动范围正确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是否合理——神农氏继伏羲氏而王，初都陈，又徙曲阜，因与蚩尤相争，被蚩尤逐出曲阜，后因与黄帝争霸中原，被黄帝打败，遂带部西奔，一直拓展到姜水流域，成为姜姓部落的始祖，后传炎帝之郡望，逐渐被岐水流域烈山氏所取代。
如是说的理由如次：
第一，炎帝与黄帝是近血缘关系。《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其《集解》和《索隐》以及所引《国语》皆谓轩辕黄帝与神农炎帝同为少典之子，“少典娶有娇氏女，生黄帝、炎帝”。《索隐》又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那么，确定少典之地望，则是确定炎、黄出生之地的关键。
《史记·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一是再次说明“少典”为邦国地名，二是告诉我们秦之先祖出自东夷鸟氏民族。连同炎黄二帝皆莫离开汶泗流域。对此，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言之有理：
伏羲庙残碑有“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云云。又神农黄帝，史皆以为少典子，皋陶亦娶于少典氏，神农生于历山，都于曲阜，黄帝生于寿丘，育于姬水，“姬”，即‘泗’。皋陶偃人，偃通奄，则少典为国，必包有历山、曲阜、寿丘、姬水之地，而与偃（奄，即古奄国）邻近。曰东迁颛臾，则未迁以前，今（泗水）县境实在少典邦域之中矣。
又，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以故地益姑幕，今（泗水）治东南五十里有姑幕山，俗讹为谷垛山，下有姑幕城，《春秋左氏传》“盟于姑蔑”，杜预注曰：“卞南有姑蔑城”《公羊》、《谷梁》传皆作盟于昧，幕与蔑、昧音同而形异，古字多通借故也。
由此可知，原少典氏之国就在姑幕，即泗水县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的姑蔑城。姑幕距历山约二十里。即知少典国域在泗水上游的今泗水县境内，那么，炎黄生于汶泗流域也就不成问题。
第二，史载炎帝母“女登”或“任姒”，为有娲氏、或有蟜（娇）氏之女，可知其母族亦出自伏羲氏或华胥氏，《庄子》记赫胥氏，王先谦注为炎帝神农，说炎帝神农氏亦称赫胥氏，赫、华一音之转，华胥氏即为赫胥氏。炎帝之母族应为华胥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而母系血缘的纽带并未彻底摆脱，从若干“感天受孕”即感生神话传说可见一斑。赫胥氏与少典氏均在泗水，且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曲阜。炎帝生于何地，文献上却避而不谈，仅有“本起烈山”而含糊其辞，又怕人们不理解而作释语“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以此来说明炎帝为西方烈山氏的一个分支。从其语气上看，就明显地带有不确定的因素。其实，厉山一名就源于泗水的厉山，以后随着父系氏族族群的不断扩大，将原有的一些地名族名带到各地，所以出现诸多的重复地名。
第三，《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注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孔颖达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国名也，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帝王世纪》云：“神农又营曲阜。”《春秋历命序》曰：“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通记》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并说“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出生地而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由此映现了鲁之曲阜为炎帝大庭氏和《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所言“后居曲阜”的一致性。同时，孔疏还反映出先儒旧说皆云鲁之大庭氏为炎帝神农氏之国。
第四，《周易·系辞下》云“包羲氏没，神农氏作”，因之看来，太昊族与炎帝族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即炎帝是继太昊伏羲氏而“作”的，太昊既不在岐水，炎帝又何能跑到岐水去呢？综合古籍资料，太昊与炎帝都有“陈”和“曲阜”二都，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碎片梳理并勾连出这样的线条：
太昊氏集团本在鲁中南，源于泗水，都于曲阜，后扩展到河南东南部，于陈（淮阳）建立行政、军事管理机构，委托其部族或某一首领坐镇其中，当然是以太昊旗号，抑或往来于曲阜与陈之间，遂有太昊“都于陈，徙曲阜”之说；太昊氏没，都陈的炎帝神农氏继太昊之后迁徙曲阜而王，亦所谓炎帝“初都陈，后徙鲁”。这样推断既符合大汶口文化的推展交流过程，又不与文献记载相抵牾，而成为一个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历史情节。其实，如果把伏羲、神农人格化的成分去掉，则更好解释，太昊集团是由泰沂山区的若干个“氏”组成，神农氏、轩辕氏都是太昊集团内部发展起来的氏族势力，其统帅地位，只是在其内部各“氏”之间的更易而已。
第五，《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云：炎帝“人身牛首，……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民，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曰：“神农母曰女登，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面。”《白虎通》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宣之，故谓之神农。”这些记载说明神农始教稼穑，是农业的发明人，同时也说明神农的长像是“人身牛首”。《后汉书》载：“鲁县有牛首亭”，鲁县即曲阜，汉代称鲁县。“牛首亭”应该是纪念炎帝之迹。清修《阙里志》云：“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谯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记》云：‘曲阜，炎帝之墟’，故鲁多神农之迹。”
（二）
黄帝是继炎帝后的部落联盟领袖。有关黄帝的传说，散见于先秦诸子及其以后的多种典籍。有关黄帝的郡望，一说黄帝生于寿丘（今曲阜），一说为河南新郑，一说为甘肃天水。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综合考查的结果,认为黄帝生于寿丘还是较为可信的。
第一，从黄帝对后世的影响看，黄帝当属父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核心代表人物。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黄帝时期应属这一时期。而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只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中心地带为山东汶泗流域及附近地区。除此之外，黄河中下游地区均未发现其它文化遗存密集区。甚至就全国而言，大汶口文化的辐射面最广，穿透力最强，亦无能够与大汶口抗鼎的文化。这就为黄帝生于寿丘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
第二，众多的文献资料也证明黄帝生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索隐》曰：“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帝王世纪》：“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曰轩辕丘。”《周易·正义》亦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娶炎帝母家有蹻氏之女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于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宋书·符瑞志》也说：“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兖州府志·帝迹志》：“黄帝有熊氏，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宝，感大电绕枢之祥生帝於寿丘，……按：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乃黄帝所生之地，今称黄帝寿陵是矣。”《兖州府志·古迹志》：“寿丘，《路史》：‘在曲阜东六里’”；《曲阜县志·古迹》：“近阜之迹，世传有寿丘”等等。当代学人亦多言黄帝生于曲阜，《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46页）说黄帝、炎帝均为黄河下游地区。《中国事典》（周谷成主编·沈阳出版社·第3页）亦言黄帝生于曲阜。这众多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论，均说明黄帝生于山东曲阜。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万历二十年刻本《兖州府志·沿革志》云：“宋大中祥符元年，以轩辕降于延恩殿，谓曲阜有寿丘，改名仙源，属袭庆府。”《曲阜县志·古迹》说，宋大中祥符元年闰十月，宋真宗以始祖黄帝生于寿丘之故，下诏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并徙治所于寿丘。诏建景灵宫于寿丘，以奉祀黄帝。根据元代至正十年周伯琦《重修景灵宫记》石碑记载：“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曰圣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石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大碑四通，谚云：‘万人愁’者是也，其中二碑广二十三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三尺，阔半之，厚四尺，龟趺十有八尺。另二碑广二十有四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八尺，阔十有六尺，厚四尺，龟趺十有九尺，无文字，意者未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寿陵”。现在，黄帝出生地寿丘景灵宫遗址上仍有巨碑两座，高约17米，宽3.76米，厚1.2米，可算是中国最大的独立石碑。由此可见，有关黄帝发迹之地，在宋代时早有结论。试想，宋时投入如此规模的人力物力来兴建规模达一千三百二十楹殿堂的景灵宫，不可能不经过一番严肃认真地论证，且有黄帝生于河南新郑一说，宋时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而改曲阜为仙源呢？无可置疑，迄至宋时，黄帝生于曲阜寿丘已被确定下来。
第四，《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云阳。”诸多的文献资料表明，寿丘即是云阳，包括穷桑、空桑及前文所提大庭之库，其地望关系相当。均在泗水至曲阜的泗河沿岸。云阳与寿丘在现曲阜东北之石门山正前方的山前平台上。因山前之平台，所以古称云阳，又称平阳。颜师古注《帝王世纪》云：“云阳在曲阜，邑人谓今陵居一丘为云阳山。”这里所说的云阳山当为少昊陵院内的叠石陵墓后边紧靠着的一个土丘，此土丘高不过四米，径不过十几米，且土中不石，纯属人为筑起的土丘，不可称之为山，果不其然，经考古鉴定得知，此土丘为一汉墓。这就推翻了颜师古的云阳山一说。
那么云阳一名的来由若何？从其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正北距石门山直线距离不足十五公里，按传统称谓，当为石门山阳。石门山，古名玉山，玉泉山，“云”、“玉”音转，因此可证，石门山最早应称云山。有史可征，《史记·封禅书》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禅云云”，《正义》曰：“梁父山在兖州泗水县北八十里也”，“云云山在兖州博野县西南三十里也”。其所言方位恰好是石门山的位置。如此则云阳一名被释之——云云山之阳。清代孔尚任修《阙里志·古迹志》说的更为明确：“今少昊陵北有云云山，古无‘雲’字，‘雲’即‘云’也，盖古帝王封禅之所，少昊葬于云阳，非云阳山，乃云云山之阳也。”又载“黄土崖在石门山下，古帝禅台也，土色如金，盖自远境运土筑成坛 遗，今犹高三丈余”。石门山地处泰山向东南而西南又东南的转折犬牙凸显处，又南北二山对峙如石门，故曰石门，北山曰玉泉山，主峰曰胜涵，即云云山，南山古今山名均为黄山。石门山地理位置独特，每当冬夏交替之春秋季节，气温突然升高或降底时，其山间便集云如烟。历史上许多文人如李白、杜甫、颜光猷、孔尚任、张叔明等均游过此山，特别是张叔明、孔尚任都曾在山中隐居，孔尚任隐居处亦称孤云草堂。这些文人留下了许多与石门山有关的诗篇，如杜甫诗：“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麇鹿游。乘兴杳然迷出处，时君疑是泛虚舟”；孔尚任诗：“铺地云容如海市，遮天峰势似边墙。溪回岭转无穷态，直到门前见夕阳。”等等。从这些诗句中也能反映出石门山集云的壮观场面。这就是石门山称为云山的原由。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不仅说黄帝的出生地为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而且说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还有许多文献言黄帝与“云”有着密切联系的，且黄帝以云纪，又云云山前为黄山，有黄土崖即古禅台，由此将大庭、寿丘、云阳、云云山、黄山、穷桑、“景云之瑞”、“以云纪”等等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在这诸多因素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的历史迹象。古之祭天地于山上，泰山封禅则是最大的祭天仪式，“封”是祭天，报天之功；“禅”是祭地，报地之功，《史记·封禅书》正义说在泰山上祭天，在云云山或梁父山上祭地。因此可知，石门山当是古代受命帝王禅云云、即祭祀大地的地方，恰又应验《五帝本纪集解》所言“以土德王，故曰黄帝”。
（三）
有关蚩尤的事迹记载，见诸多种正史野传，资料不谓不丰。但其形象却一直被“炎黄正统”史家们所贬低和歪曲，如《尚书·吕刑》说“蚩尤惟始作乱”，太史公《五帝本纪》也称“蚩尤最为暴”、“蚩尤作乱”云云。尽管如此，综合若干史料，仍能从中品评到蚩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需要重新系统地进行一番梳理和辨析。
第一，蚩尤的时代背景与总体梗概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索隐》又据《本纪》“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说“蚩尤非为天子也……明非庶人，盖诸侯也”。所言为是，当为东夷部落继太昊之后的一位英雄首领。首先看《逸周书·尝麦解》所言：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邦名之曰：绝乱之野。
它记述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著名的战争——涿鹿大战的始末，从中透现出华夏民族肇始时期的一些情节和脉络，并与许多文献记载相契合。大体可以作这样的描述：
原始之初，最先“建典”——即建立基本典章制度的帝王，是炎帝。蚩尤在炎帝王朝中，“分正（即司政）上卿”，享有很高的地位。由于蚩尤的势力不断扩大，与炎帝发生矛盾，遂将炎帝逐出曲阜。“宇”的本意是屋边、屋檐，《左传》常言“在君之宇下”、“失其守宇”等等，说明蚩尤的活动范围亦在少昊活动的区域之内，即曲阜及其周围地区。炎帝不甘心被逐，便与黄帝联合起来，与蚩尤部族大战涿鹿之野，杀死了蚩尤及夸父等部族首领。终由黄帝拥立大政，成为天下共主。
《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也符合这一线索，主要突出记述了蚩尤与炎黄二帝关系的三个过程，即神农为帝时蚩尤的崛起、炎黄战蚩尤、炎黄分裂大战。其文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其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若剔除其中对蚩尤的某些偏颇之词，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蚩尤与炎黄二帝关系的时代背景。说明在黄帝尚未取代炎帝之前，蚩尤的势力已大大超过了炎帝，不仅使“神农氏世衰”，而且威胁到“轩辕之时”。这一时态格局的新变化，使炎黄二帝集中矛头对付蚩尤。于是，一场部族内部的更加凶恶猛烈的战争，当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关于蚩尤族源的考察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可见蚩尤与炎帝同姓同祖，皆源起于东方。据《山海经》中《海内经》和《大荒北经》所记炎帝的谱系，夸父也是炎帝的后裔。与蚩尤一起在战争中同遭炎黄的杀戮。
蚩、尤二字皆从虫，古文字中为蛇龙之象。当属太昊龙氏集团一族，又曾“宇于少昊”，其主要活动范围，当在少昊族团的区域之内，即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
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定蚩尤源于邾地，即今之邹城。书中说：
蚩尤之名，亦出邾娄，蚩——邾、尤——娄音近。以其语邾娄，呼之曰蚩尤，既名其族，复名其地，又名其人，例实一贯。蚩尤亦非正名，后世所谓诨号者也。古无人名，人名皆诨号，诏呼既久，遂以诨号为正名，如尧为高，因其高而诨号曰尧；舜为俊，因其俊而诨号曰舜，……。蚩尤之名，亦出于此。或书蚩尤，或书邾娄，初无正名，更无正字，音近之字皆可取用故也。从人名求地名，从地名证族名，邾娄之音义，可得其条贯矣。
并又例得二十七事以证邾娄地名之多，认为邾娄为炎帝族名，“例与蛮、貊、戎、狄相同，蛮貊戎狄为分名，夷为总名。邾娄与夷一事，故邾娄亦为总名。唐、虞以前，不称蛮、貊、戎、狄、呼为邾娄。唐、虞以下，呼其在东方者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四夷之名立，邾娄之旧称泯矣。族派繁衍，散居各地，……知炎帝族支派分布之广，更知三邾氏族乃其中一系，非一一皆从邹县迁出”。在其例举的二十七事中，有邾娄之谐音的地名，几乎涵盖了山东所有的地市。蚩尤是炎帝族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所居之地为邾娄之名。经查阅古籍资料可证，最古老的邾娄一名当是曲阜东南的陬地（今曲阜息陬），以后演进为山东邹城东部，滕州东北部，其地望基本一致。
第三，关于“涿鹿之野”的考察
发展起来的蚩尤首先与居于曲阜之都的炎帝族矛盾加剧。但毕竟“蚩尤最暴”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因榆罔德”不能驭而起兵伐空桑，遂将炎帝族逐出大庭，直追到“涿鹿之阿”。如《逸周书·尝麦解》所言：“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遂被后世称之为“蚩尤逐帝”。
涿鹿，亦称浊鹿、逐鹿、邾娄、邹娄。古之逐鹿有多处，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举出二十七事以证邾娄之多。《史记集解》：“涿鹿山在涿郡。”又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路。”《帝王世纪》亦同。《水经注》“漯河”下引《魏土地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路史》谓在幽州怀戎，有涿鹿山，涿鹿城。按怀戎为今怀来县，涿鹿为今河北涿鹿，因怀来已远在当时塞外之北而非中原之地，不符合炎蚩大战“逐鹿中原”之场所。“逐鹿”在中原、在黄河中下游无疑。
《郡县志》载：“浊鹿城在修武东北二十三里，山阳公所居。”修武在河南郑州西北，且近黄河，应为炎、蚩大战处所。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亦断为此地。也有人论证说战于黄河下游泗、济浊流充斥之平陆之野，即汶上南旺一带；亦有认为战于钜野一带，等等。尽管诸说具体地点不一，但又均不出鲁西南至豫东之范围，——这片兖豫大平原，才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英雄们争夺较量的场所，也是以后的鲧禹治水、夷夏整合与商民族发育的中心地带，是一片古老的文化沃土。
第四，蚩尤与炎黄鏖战
在浊鹿将神农氏打败，炎帝无奈，只好求救于黄帝。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炎帝则从西部回师夹击，最终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13，为炎帝报了仇。这场战争相当激烈和残酷，我们从《山海经》等古文记载中即可得知：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逐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14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15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16
蚩尤铜头啖石，飞空走险，（黄帝）以馗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尤不能飞走，遂杀之。17
黄帝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18
由上诸文所见，蚩尤方面的战将有风伯雨师；黄帝方面则有应龙和天女魃。都是神通和法力的斗争。风伯雨师与应龙相当，而黄帝又多了一个天女魃的助力，旱神天女魃既然止住风雨，主“蓄水”的应龙便得以大显神威；此外，还有“玄女”的参战。《太平御览》卷七九引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云“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黄帝内传》也说“玄女为（黄）帝制夔牛鼓八十面”，其夔牛皮鼓的威力作用巨大，“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于是才擒杀了蚩尤，继而“又杀夸父”19。所谓“玄女”，是否为《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之改装？大抵应是东方少昊集团的一支玄鸟氏族也参加了黄帝所征之师，卷入了对蚩尤的战争。
第五，蚩尤的威力影响与战神崇拜
蚩尤部族之所以威力巨大、神勇出奇，在于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铁军”，并且自身也能使用五种兵器。《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云：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 戟大弩，威振天下。……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即使黄帝战败蚩尤摄政之后，还仍然“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足见蚩尤的威严在民间不减，深入人心。关于“蚩尤作兵伐黄帝”所作的“兵”，应有多重含义，一是拥有众多的军师、部队，或曰兵员，才能“威振天下”，“宇于四方”；二是出奇的战法、兵法，如“纵大风雨”、“作大雾”、“飞空走险”云云；第三才是制造了多种而又犀利的兵革器械，他是兵器的最早发明者。如《路史·后纪四》注引《世本》言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管子·地数篇》也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戟、芮戈”等等。并且蚩尤本人还能手、脚、头并用挥舞五种兵器，其与炎黄酣战“作五兵”的场面和形象，可见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刻。
所以，自黄帝之世“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就已作为兵家“战神”的形象开始崇拜了，后世则相沿成习，以不同的方式对蚩尤进行尊奉和祭祀。《史记·封禅书》载：
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
可见，在秦始皇时期，兵主蚩尤的地位是非常显耀的，远古帝王和英雄人物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唯独蚩尤列入“八神”，其他皆为天地自然山川神灵。汉高祖领导农民起义,当初也“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20。一直到南北朝时的裴駰为《史记集解》时还说东平郡的蚩尤冢“民常十月祀之”。《述异记·卷上》追述有关蚩尤的轶闻，其中提到盛行汉代的“角抵戏”原与蚩尤有关：
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关于兵神、战神蚩尤的形象，在正统史家的流传丑化中，渐渐成了令人恐怖和厌恶的饕餮之像。《史记·五帝本纪》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集解》引贾玄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在缙云之官也。”而蚩尤正是“炎帝之苗裔”，并且总也离不开牛的形象，如《述异记》所言“人身牛蹄”，“龟足蛇首”（蛇首即为牛首），“耳鬓如剑戟，头有角”，即牛角，故后世“头戴牛角而相抵”。所以，殷周鼎彝所铸的饕餮形象，便是神话传说中被黄帝断首的蚩尤。《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注说：“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吕氏春秋·先识》也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基本是兽形牛首，并断首之后，靠了这种“肉翅”仍“飞空走险”。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愈被著鼎丑化，愈而显示影响之深，恐惧崇拜心理愈重。
第六，蚩尤之死与蚩尤冢的考察
涿鹿大战之后，蚩尤部族遭到残酷的屠戮和流散，诸多文献记载了这悲惨的一幕。如《山海经》屡有黄帝“杀蚩尤与夸父”的记载，《盐铁论·结合篇》也说“轩辕战涿鹿，杀两昊、蚩尤”等等。《黄帝本行纪》还说：
蚩尤既死，黄帝迁其类之善者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械之。
屠，《说文》：“刳也，从尸，者声”，尸既夷；邹，为“邾娄”之合音；木械，即桎梏，木制脚镣手铐。是说蚩尤死了以后，黄帝将蚩尤族人分而治之，择其善者迁出邾娄之乡，四散各地；对其不服从管理的顽固者，不仅迁徙他地，而且实行强制性的刑管或镇压。这便是神话传说中“分尸蚩尤”的历史内核。再看下面几段引文：
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21
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为枫木之林。22（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身首异处为殊）之，爰谓之“解”（即械，桎梏）。解州（今山西永济）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23
蚩尤炎黄大战何等的激烈、残酷与悲壮啊！宋山上的枫木之林，是押解蚩尤族团的枷栲而化成的；殷红的枫叶，是蚩尤族团的鲜血染红的；解州大盐池中的卤水之所以通红，那也是因为浸透了“蚩尤血”的缘故。并且传说蚩尤是一条大虫，即使被斩断以后，埋在一起，也仍然会自己结合起来重新复活。因此，蚩尤死后，将身体斩断分而葬之，据说被肢解四处，故有“蚩尤四冢”之说。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四冢”的考证，而应当看到在这种神话传说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历史意蕴——蚩尤族团生命力的顽强和被解体流亡覆灭的历史真相。蚩尤“四冢”，实际上是“四方”，但就其冢之记载和考察，仍然多在汶泗流域。
《史记·封禅书》载蚩尤陵“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集解》引徐广曰“属东平郡”，《索隐》曰“监，音阚……属东平”，又引《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五帝本纪集解》亦曰：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文中提到两冢：一曰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二曰山阳郡钜野县。据考，昔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乃为之今汶上县南旺镇。《汉书·地理志》“东平陆 ”注：“应劭曰：古厥国。”明修《兖州府志·沿革志》记：“汶上县，古厥国也，春秋为鲁中都，战国为齐平 陆。汉置东平陆县，属东平国。”又《郡国志》亦曰：“东平陆有阚亭，按：东平陆在汶上阚城亭鲁诸公墓焉，即此地矣。”
汶上南旺镇，为贯通华东和华北的千里运河之脊，地势高亢，明代建有运河南北分水工程，即分水龙王庙；春秋时期的鲁诸公墓均在这里，还有阚城遗址，不远处有中都遗址等。蚩尤冢即在今汶嘉公路以北、济梁公路以西。近年汶上县南旺镇在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于蚩尤冢附近发现碑刻两块：其一为蚩尤冢墓碑，碑额刻以二龙戏珠，碑高2.38米，宽0.83米，厚0.31米，正文为“蚩尤冢”三字，为清代所立；其二为蚩尤祠横碑，高0.55米，宽1.10米，厚0.15米，上刻“蚩尤祠”三字，碑背面有“元和”二字，拟为唐宪宗元和年间所立。此二碑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的可靠性。
南旺蚩尤冢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较多。而位其西南的钜野重聚之冢，是葬蚩尤肩髀（即肩胛骨和大腿骨）的地方。除此之外，清修《阙里志·古迹》又说鲁城西北还有一冢，并且是葬首级的地方，其文曰：
蚩牛冢：蚩牛本炎帝之裔，喜兵好乱，居少昊之虚以临四方。炎帝孙榆罔居空桑，德不能驭，蚩牛起兵伐空桑，逐帝而自立，迁于涿鹿，黄帝兴兵北攻，三年而后擒之，献俘于空桑，身首异处，其身冢在寿张，肩髀冢在钜野，鲁城中之冢则其首也，今曲阜城西北里许高冢，俗呼北禽台，亦曰被擒台，盖献俘之所。
可见，民间相传蚩尤四冢，据目前资料所证已经三处了，并且均在鲁西南地区。与以上有关蚩尤的论述形契神合，气象一贯。
（四）
炎黄蚩尤大战，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规模和意义来说，都可相侔于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
野蛮的时代还要靠野蛮的手段而结束。黄帝胜利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汀；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24。当然，不乏有理想崇拜的因素，不免有演义虚构之辞，不过，黄帝时期开启了当时中国空前的统一和兴盛，这是史载以来所共认的。
战败后的炎帝只好带领残余部族西逃，最后栖身于黄河中游的姜水一带。并将厉山一名带到其地，遂有烈山之称。此一结论不但解开了炎帝东西区域的矛盾问题，亦能符合大汶口文化时代的父系氏族部落由汶泗流域向中原扩展的大势。同时亦说明邹鲁地区原始文明对整个中原父系文明起到了促进和带动作用。从此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人群，也逐渐分离出两大族系，一是以黄帝族群为代表的统治族，二是以炎帝、蚩尤族人为代表的夷人族，因而拉开了夷夏分野的序幕。
其实，强盛的黄帝时期，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父系氏族部落大力向外扩展的时期，这种扩展，是从太昊集团开始的，又经过炎帝、蚩尤等部族的势力，到黄帝称雄时，东方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活动区域已扩展到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断层之前的中后阶段，就已非常明显地浸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了。在河南偃师古滑城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中，首次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件大口圆腹罐和一件敛口罐25，以后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大河村三、四期26、禹县的谷水河二期27等遗址，相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另外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这都表明大汶口文化向仰韶文化渗透的事实。随着太昊伏羲氏族的崛起和扩张，大汶口文化的向外辐射加快，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时，其涵盖区域已包括山东全境、苏北、淮北、豫东、豫中，甚至到豫西。向南直至长江以南的太湖地区28，向北已进入辽东半岛南部29，向西及西南一直到达河南洛阳和信阳地区30。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河南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因大汶口文化的冲击而衰退；河南龙山文化又因大汶口文化的蔓延而兴起。这一划时代的演进和巨变，当主要还是以汶泗流域为中心的父系氏族族群的活动所引起的。
总之，炎、黄、蚩尤逐鹿中原，从蚩尤逐帝、炎黄战蚩尤，到炎、黄阪泉大战，霸主地位则由炎帝而蚩尤、最终被黄帝取代。这三次战争，其意义极为深远：首先，它使父系氏族社会的范围由汶泗流域扩大到整个中原，不仅为夏王朝的疆域构造了雏形，而且，使家庭奴隶制王国在中原普遍确立，以至成为奴隶制时期各族属的源头；二是，加速和扩大了黄河中下游、即东西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从而使社会发展趋于平衡，并直接导致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全面崛起；三是，分与合相伴，在整合的过程中，亦为夷夏分野拉开了序幕，最终形成了黄帝、炎帝在后来整个中华民族中的祖宗地位。
少昊诸帝与奴隶制时期各族属的源头
如果说太昊、神农、黄帝时期尚属父系氏族社会的肇始至中前期阶段的话，那么，少昊、颛顼、帝喾则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继续成熟、分化并向有阶级的国家文明的过渡时期，接踵而至的尧舜禹时期，便是国家文明正式诞生的前夜。
（一）
首先来看若干文献典籍中有关少昊的记载和传说：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31。又，何幼琦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海经>新探》一文中考证，勃海是巨野泽古名，亦称“东海”。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曲阜。崩葬云阳32。颜师古注曰“云阳在曲阜”。
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曰五色，互照穷桑。曰五色，至阳之精，象君德也。33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34
少昊金天氏，名挚，字青阳，一曰玄嚣，已姓，黄帝之子，母曰女节，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35
少昊母曰女节，见火星上流华渚，感生少昊。36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37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子，即太白之精，降于桑际，与皇娥嬉戏，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子38。
（黄帝）取西陵氏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39又《索隐》言：“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
少昊金天氏，姓已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曰穷桑氏，国于青阳，亦曰青阳氏，有圣德，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天氏，其立也，凤鸟适至，故以鸟纪官。40
（少昊）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崩，年一百岁……冢在云阳，即今曲阜城东北八里。41。注曰：“穷桑在鲁城北，云阳，山名。在曲阜东北二里，即今少昊陵也。”
少昊陵在寿丘东北三十步许，少昊葬于云阳，即此。……墓皆石砌，高三丈余，上有石屋、石像，下有八卦石坛，有司春秋致祭。朝庭每有大事，遣官祭告。历代祝文碑碣在焉。……少昊庙在少昊陵前，不记创始，宋真宗幸鲁祀少昊。大建宫殿，以道教守之。古树丰碑，林立栉比。金元亦加修葺，明洪、永以来载之祀典。有司以时祭享。弘治间为雷火焚毁。42
有关少昊的活动范围，历来争议较少。绝大多数文献均记少昊在曲阜。“唯独宋罗泌〈路史〉诡异其说，杂乱其考，又谓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高阳皆不都曲阜，然不足据也”43。
总括以上文献资料，大体表明这样几点：
第一，从地望上讲，少昊氏族继太昊之后，师太昊之法，主要活动于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史称“少昊之国”，或“大人之国”、“君子之国”。在神话五行的王国里，少昊之所以成为西方的白帝、属金、执矩而治秋，这是以东夷少昊族团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沿淮溯黄西移的反映。
第二，少昊“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使经济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农业定居早已形成，《山海经》中不乏“少昊之子食黍”、“食稻”的记载，并且“喜饮酒歌舞”。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许多高柄杯、陶盉等典型的饮酒器物，证明酿酒业的产生以及社会交往好酒生活习惯的形成。
第三，如同“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一样，少昊则“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东夷“鸟国”。这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透现出少昊之国对农业生产的高度负责，并将这种生产管理与社会管理由公共权力机构所代替，进而形成国家管理机构的基本雏形。
第四，少昊陵遗址出土的许多大汶口文化器物可以为证，并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少昊陵，仍然矗立在遗址之上。它位于曲阜城东旧县村东北高阜上，座北向南，陵以万块巨石垒砌，呈正棱台形。史载宋真宗过鲁后，于大中祥符五年大修少昊陵墓，叠石固之。宋徽宗政和年间又重修。明弘治年间，陵前庙宇毁于雷火，陵墓仍存，清乾隆年间又重修。俗称“曲阜万石山”、“东方金字塔”。
（二）
按史家传统排序，少昊之后为帝颛顼。有关颛顼的世系问题，历史记述颇多异说。请看有关文献记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44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45
前者说颛顼为昌意之子，后者言颛顼为昌意之孙。《世本》云颛顼为黄帝之子，《路史》则言世系“迄不能明”。那是纳入黄帝世系而言，其家族亲缘，则与少昊更近：
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46
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47
郝懿行注曰：
《说文》（十四）云：‘孺，乳子也’；《庄子·天运篇》亦云‘乌鹊孺’。盖有养之意也。……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少昊即颛顼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世父就国，犹子随侍，眷彼幼童，娱以琴瑟，蒙养攸基，此事理之平，无足异者。48
这里认为少昊与颛顼是世父与犹子的关系。《世本帝系篇》亦云少昊与颛顼为叔侄关系，从《初学记》“颛顼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宝历”及《吕氏春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曲阜），乃登为帝”等有关记载来看，郝说是有道理的。
再从族系号“高阳氏”考证，“高阳”本与“昊”字契合粘连，颛顼当为东夷昊族之“阳夷”——太阳族或十日族的首领，《新序·杂事篇》亦采此说。《山海经》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帝俊之妻生十日”的说法，大抵是以太阳为族徽的十个胞族的营构之象，与《竹书纪年》中的九夷之“阳夷”相吻，更与少昊鸟国神合意连，即“日中有俊鸟”、“皆载于乌”。这便是太阳与凤鸟同宗崇拜之根源，由此揭示出后世汉画像石中屡见不鲜的金乌、阳鸟之本源。
就颛顼故地，清修《阙里志》云：“颛顼祠在曲阜城外东北，今为玄帝庙，故老传为古颛顼祠。考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世纪》云高阳自穷桑徙帝丘，承少昊金天之政。……道书言玄帝者，即高阳氏也。”而“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具体何处？王子襄《泗志钩沉》考据，泗水境内有姑幕氏之国，“颛顼封其庶子穷蝉于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以故地益姑幕”。又云有白马氏之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帝末年，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
而《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疏曰：“卫，今濮阳县，昔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这当是颛顼登帝位以后迁徙于河南濮阳的结果。由“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徙都帝丘”，到“卫，颛顼之虚也”、“城内有颛顼冢”，大体上勾画了颛顼一生的活动情况。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汶泗流域父系氏族向中原乃至其他流域扩展的结论。
从颛顼的活动功绩也可看出，他因受“少昊鸟国”的孺养和熏陶，在少昊末世或者之后的混乱之时，实施“人神断层”、“绝地天通”：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49
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实际上是人人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里所共有的现象。在阶级形成之前，，“神”只是人们的“教师和同事”，不是君临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当阶级社会的因素孕育之后，“神”（神权）也就随着“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而在“天上升得愈高了”（高尔基语）。所谓南正“重”、火正“黎”，当是善于观察天象、通晓巫术之类的人物，他们表达天命，显示神灵，上达民情，下宣神旨，成为协调管理天神与人事的专职人员，成为部落首领管理属下的一种工具。对此，张光直先生称这段神话记载“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个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就是说，以往经过巫术、动物和法器的帮助，人们都可以与神相见。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为少数人所独占”50。无疑是宗教垄断、神权建立、等级形成、民事固定——这一阶级和国家降生之前的准备和反映。
所以，颛顼是三皇五帝当中承上启下并开始由父系制文明向国家文明转变的重要时期。他不仅做了北方的天帝，而且代行黄帝“乘龙而至四海”51，这又标志着东夷文化同时由北方传到了西方与南方。因此《史记·秦本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索隐》则一语中的、命中根源——“《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
由此便不难理解《史记·楚世家》为什么又称颛顼为“楚之先”，屈原《离骚》首句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皆因原本“楚之寔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52。
（三）
按《史记》世系排列，颛顼之后是帝喾。先看《史记》所载：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高辛于颛顼为族子。53
帝喾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54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5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56
在此起码应当比较明确地认定帝喾属于东夷少昊、颛顼之部族，且为颛顼之族子。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部《史记》之中，共言帝喾有妃四人：元妃姜原生后稷，周之祖；次妃简狄生契，商之祖；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娵訾氏女生挚，不善而废。又少昊名挚，少昊的地位往哪摆？司马迁的依据何在？
关于帝喾的身份存有许多疑点，《史记集解》引张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索隐》又引“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皇甫谧云：‘帝喾，名俊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俈，母无闻焉。”自伏羲至尧舜，文献所记三皇五帝等传说时代的诸多帝王，大多有母名，且属人神感孕，唯有帝喾不知其母亲姓什名谁，仅记：“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俊，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57。《尚书·正义序》孔颖达疏曰：“高辛，帝喾也，姬姓，母名不见。以木德王。”
可以断言，从少昊、颛顼、帝喾，或者说从黄帝以后到奴隶制时期各族属源头出现期间的世系关系，一定出现了混乱。试析如下：
首先，大汶口文化的蔓延、中原龙山文化的全面崛起，说明父系氏族社会在黄河中下游进入鼎盛时期，社会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使各地的父系族群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从而导致了各父系族群的相对独立性加强。而各族群在祖先崇拜中，不得不找出一位只属于本族群的英雄祖先，因为这种祖先大多源于大汶口文化，因此，在各族属寻找自己祖先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他们同东方族人的联系。时隔多少年以后，特别是到奴隶制时期，当他们再反过头来寻找祖先的时候，因无确切的证据，于是将传说中的祖先自圆一个体系。由于各说不一，司马迁只能是以先秦的传说为依据。加之司马迁时期，西汉封建王朝的大一统理论统治了当时文坛，盛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汉儒纷纷进入为政治服务的领域，围绕大一统政治的神圣性而释经解文，构建大而全系统。显然，司马迁无以逃离并承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开篇言黄帝，并最终都成了黄帝一系。
其次，正象《尚书·正义》疏云：“《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而以黄帝为首者，原由《世本》经于暴秦为儒者所乱，《家语》则王肃多私定，《大戴礼》、《本纪》出于《世本》，以此而同，盖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故不得不先说黄帝，因此谬为五帝目。亦由《系辞》以黄帝与尧舜同事，故儒者共数之焉。”少昊本来为五帝之首，黄帝为三皇之三，而《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而少昊之名未见，不能不质疑而“数之”。
再次，奴隶制时期各氏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也是造成祖先世系混乱的原因之一。伴随着族系紊乱、邦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连司马迁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
其实，寻遍古籍，帝喾一名应首先见于《国语·鲁语》：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里所讲的应当是春秋时期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的祀典，即当是陈、杞、宋、鲁四国的祀典，而并非是虞、夏、商、周四代早有的事。不然的话，虞、夏之事是讲不通的，试想，帝舜有虞氏“宗舜”是否太无道理了！司马迁大概未深探其理而以此作《五帝本纪》与《殷本纪》的依据了。正如他本人所言：“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58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完全可以将司马迁之所记暂置一边，仍以《国语·鲁语》为据，探讨一下其中的缘结。
第一，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舜即俊，《山海经》亦云舜即俊，为鸟首人身。又《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可知，舜为商之祖，并且其部落与鸟崇拜有关系。这显然与东方特别是少昊部族有关系。
第二，喾音读告，帝告不少文献作帝俈，俈、告亦通昊、皞，如太昊、太俈经常混用，帝俈实际上就是帝昊，恰为黄帝时期，当为少昊。
第三，《史记·殷本纪》言契之母简狄“见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也说明了契之部族出自尚鸟之族，即少昊鸟国一族。
第四，甲骨文中有一些祭祀卜辞，在祭祀王亥的卜辞中，亥字上端许多带有鸟字或隹字，隹即鸟类。胡厚宣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59。
第五，晚商铜器《玄妇方罍》上，铸有玄鸟与妇人的合并文字，即“玄妇”合文，亦可证商人出自《诗经》所言的玄鸟氏族无疑。
第六，《国语·鲁语》未提及少昊，起码说明少昊与帝喾并无抵牾，并可以再作探讨。
综上六款，足可证商人之祖出自少昊族，那么帝喾为商之祖，实则是少昊，或者起码说少昊之后。
依据“周人禘喾而郊稷”来看，亦直接指明周祖是帝喾。从“帝喾佐颛顼”、“颛顼佐少昊”来看，帝喾当为东方之人。再看稷之母姜原，《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曰姜原，……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不践；徙置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巨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姜原三弃后稷，最后救得稷者，是飞鸟。所以“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这一迹象表明，姜原氏族或后稷氏族也是崇尚鸟的氏族。少昊以鸟命名，是原始社会崇尚鸟的高峰。鲁人在《国语·鲁语》中将少昊换字，称为俈，即帝喾，与姜原结合了。但不管怎样说，周人祖先含有东方鸟族的先天血缘，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司马迁所列五帝，依次排序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此五人均含于《国语·鲁语》之中。《国语·鲁语》中未及少昊之名，司马迁亦不提少昊之名。而少昊是父系氏族时期鸟部落的核心代表人物，这已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说，少昊在史前史中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远比颛顼大得多，而司马迁却未提及，足以说明司马迁作《本纪》依据《鲁语》。
又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言帝喾时，仅提“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而未提及简狄与姜原，且又在《周本纪》中言姜原为元妃，《殷本纪》中言简狄为次妃，元妃、次妃不见于帝喾本纪中，而三、四妃撰于其中，岂不怪哉？这足以说明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的矛盾心态。他一定感觉到帝喾存有很多疑问，且世系很难理顺。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商之祖为“舜”和“契”，这里并未提及帝喾，按司马迁所列世系无法解释“商人禘舜而祖契”，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虞舜），未有帝喾之名，且舜距黄帝有八世之多；契之世系为：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帝喾）——契，此说契为黄帝之四世孙，且与舜不在同一条世系上，这样算来，契又比舜高出四世之多，商人又如何“禘舜而祖契”呢？至此，司马迁也自相矛盾而解释不通了。于是因为舜名俊，《帝王世纪》又云俈名“俊”，俊属鸟字。所以司马迁便将“商人禘舜而祖契”中的舜而改为喾了。这样说来，“喾”来源于“俈”、“昊”，即少昊，是能够确定了。
现在说一下《五帝本纪》中言“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与《山海经·大荒东经》“少昊孺帝颛顼”比较来看，前者言帝喾是颛顼之族子，后者言颛顼为少昊的孺养之子，如果其中有一条为流传口误的话，那么，帝喾就是少昊则是确定无疑的。《尚书正义》云“高辛帝喾为黄帝曾孙，玄嚣孙”，如按《史记索隐》“玄嚣青阳是为少昊”来看，帝喾则为少昊之孙，从帝喾与尚鸟的密切关系上来说，这倒是更靠近真实一些。
田昌五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说：“不少人推定商人之祖来自以鸟为图腾，即以玄鸟命名的氏族部落集团。这是信而有征的”，“据此，人们推定商人之祖来自东夷，这也是可信的”，“有迹象表明，姜原氏族部落也是以鸟命名的”60。
又据《史记·夏本纪》，夏禹为颛顼之孙而鲧之子，《索隐》云：“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山易》云鲧封於崇，故《国语》谓之崇伯。”《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按鲧曾佐尧与舜，不应该为颛顼之子，只能说是颛顼之后。《泗志钩沉》载：泗水县古有白马氏之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徒封句望于郚”。又载：“泗水县古有崇伯之国：白马之子鲧，唐尧封为崇伯，……《寰宇志》曰：‘ 坨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又古史；鲧陻洪水；绩用弗城，得罪后退居於崇。闻舜居摄，有逆志。舜东巡岱，因讨之。鲧率白马之族以拒，败奔羽山，即沮吾。舜遂执而殛之，投羽渊，化为黄熊，渊一名墠渊。鲧殛后，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由此可知，夏之族属源头亦在泗水。
综上所述，推断夏、商、周三族之族属源头均源于东方少昊族属。那么，有没有必要解决其世系呢？曰：大可不必，而且也解决不了。
一是年代之久远，司马迁于汉代耗费毕生的精力亦未能理得清，发出“缙绅先生难言之”的感叹，更何况到现在久已失传了许多文献，加之汉以后神学广布，众多学者从各自需要出发，见仁见智，亦损亦益，欲理清上古世系，是不可能的。
二是帝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山东父系居民向中原扩展以后，其后人追认祖先的心态。尊宗敬祖，追求高贵世系血缘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以致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三是父系部落的扩展，是以控制和占有财富为目的的，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形式和结构。各部族在向外拓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与外族人的矛盾和战争，战败的一方并入胜利的一方，其结果又使各部族之间既不断地融合，又不断地分离。作为上层建筑的部落组织，为了维系本部落的统治，必然要寻出一位祖先来做本部落的血缘之根，并以此为纽带作为其统治族人的思想基础。为了这一目的，各部族均树有自己的祖先偶象，也都为其祖先编排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有序的世系。随着各部落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分离，原有世系也就必然会被打乱，而最终归结于统治者的理想世系，这种理想世系的真实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将三皇五帝视作父系氏族社会演进的符号系统，非指个体的人，它包容了巨大久远而又错综复杂的演变空间，能够把握其主要活动领域，及其发展演变的走向与规律，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尧舜禹时代与阶级分化的完成
从古籍资料中大体可知帝尧和帝舜是活动于共同的历史舞台上，略有先后。而且，尧舜与禹相接，禹与夏代相接，或许文献不一定这样表述，但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家庭奴隶制王国已走到了尽头。即阶级分化基本完成，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已具有国家的性质，甚至有学者认为尧舜时期应属奴隶制社会。因此，这一时期如与考古学相对应，则属于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完善，控制上层建筑的家长及其所任用的助手帮凶对奴隶的剥削，也从家庭氏族公社时期的隐蔽状态下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所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手段。这样，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及至多数人的人身也被少数人所占有，便使这些被少数剥削者占有人身的多数劳动力沦为奴隶阶级，而占有多数人人身及其劳动成果的少数统治者便成为奴隶主阶级。尧舜时期就处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
儒家经典中记录的有关尧舜禅位之说，是后人特别是两汉之际王莽秉政以后，刘歆为谄媚于王莽而大吹“禅让”并将其美化了的东西。其实军事民主制度仅仅是出于统治和战争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当阶级分化完成以后，长期降服性质的战争便转化为统一的性质，其社会政治制度发展趋势也就必然向“传子制”的奴隶制国家发展。在战争中联盟首领之一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得到加强，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专以战争为职业的亲兵将领，形成了一个能够掌握整个联盟命运的亲兵集团，即军队。尧死以后，舜曾让避尧子丹珠于“南河之南”，但那些“不之丹朱而之舜”的诸侯“朝觐者”、“狱讼者”、“讴歌者”们，应是舜即位前就已控制在自己身边的亲兵集团首领。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尧和舜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家庭奴隶制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方国及联盟政治，尧、舜之间的关系至少能确定他们是同一氏族的相继领袖或相邻方国联盟的相继领袖。因此，他们的郡望不会相隔太远。
龙山文化的发掘资料（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在原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是较为均衡而先进的，这一区域已涵盖了河南东部地区，而豫西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龙山文化，则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且在中原各文化类型之间，外形上差别较大，均带有地域性的独立性，这是夏前氏族方国林立的铁证。尧、舜之间的关系应能确定，不管他们是同族或是异族，其文化遗存的性质、特点、类型等，表现在龙山文化上，应是同一的。因此，在确定尧、舜的郡望时，首先看他们是否在龙山文化区域范围之内；其二，看二者定位点有无龙山文化为证；其三，看二者文化类型是否为相近区域的同一类型。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黄帝以后，黄族势力拓展到整个中原，但那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并非经济意义上的统治，首先是父系氏族制度的蔓延，由汶泗流域向外拓展。其次是以邹鲁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域的父系氏族，多有向中原迁徙的痕迹，这种迁徙绝非完成于某一代人，且所迁之域，大多为典型龙山文化区域，包括山东全境、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等。至于某一族人之后裔的迁徙，则多有之，且三代之际，常有封圣君后裔之说，所封之地多以原族称之，其山、水地名亦然。是故古代圣君传言出处甚多，亦不足为怪。
一、有关尧帝的文献记载与遗迹
《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葬成阳”。一般认为平阳在山西临汾，古属冀州之地。《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冀州之人也。”由此尧、舜均为冀州之人。又《左传·哀公十六年》引《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这样亦可证尧属“冀方”。无独有偶，在汶泗流域也均有有关尧和舜的足迹，细细推敲和琢磨，这里的尧舜踪迹绝非附会之辞，而且更近历史的真实。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越子使后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注云平阳有二，分东西平阳，泰山有平阳县为东平阳，高平南有平阳县，为西平阳。西汉于此没平阳县，东汉改南平阳侯国，晋时瑕丘入南平阳，北齐撤高平、平阳二县并入瑕丘（今兖州）和邹县。此证一。
又鲁城东有平阳，《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齐田聆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亦为鲁东之平阳，此证二。
《元和郡县志》记：“尧祠……在兖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阳县志》说尧祠“在县城东七里，今属曲阜县”。《滋阳乡土志》又谓尧祠“在郭家村，汉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此说四款均称尧祠在曲阜兖州之间。此证三。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山，《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由此确定尧冢在今钜野西而定陶之北。明修《兖州府志》亦曰：“雷泽本汉城阳县也，欧阳修所考后汉尧祠碑云李树连理生于尧冢及尧母庆都墓，亦在济阴灵台，以此推之，则尧陵在曹濮境上明矣。”此说济阳不仅有尧陵，且有尧母庆都之墓。此证四。
又见《泗水县志》、《泗水地名志》均载泗水有尧山，又名无影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如此载无误，此地当为尧部落的源头。再看尧王二墓之位置，其一在东域，其二在西邻（现属鄄城），曲兖之间则有尧祠，所征邹鲁为尧王故地，亦不偏颇。此证五。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又记：“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此言尧帝的初生地应在“三阿之南”。据明修《兖州府志·沿革志》：“定陶县，古三朡国也，本尧所居。”其地北隔大野泽（亦称雷泽）有柯地，亦称阿，现有东阿县。当为《索隐》所言“三阿”之地。如是，则定陶应为帝尧故地。此证六。
定陶县，古称陶丘，亦称陶。尧所居，其后迁唐，故称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崇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由引文可知唐国为帝尧之裔子所封，而非尧所都之地。又晋水、河水称平阳者，其解确有偏颇之处。晋南之平阳出处有史可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赵朝为平阳大夫……”。这就说明晋之平阳县是春秋时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其一为平阳县。隋朝改称临汾。唐王朝发迹于临汾，为抬高其郡望，亦将晋之平阳改做尧都，并建庙祭祀。又古唐国确有尧之后裔，相传殷末周初之际的鄂侯乃陶唐氏之后。因尧之后裔封唐国，逐将陶、平阳等称谓呼其族和所居之地，故有陶唐氏、平阳等。此证七。
根据文献记载，尧帝为颛顼之子，或为颛顼之族人，颛顼都城由曲阜迁于濮阳，其子或族人随至濮阳附近之陶丘、鄄城、钜野一带，合情合理。此证八。
帝尧与帝舜关系之密切，可知他们其郡望应相一致，舜源于泗水（见后文），曾迁徙于大野泽附近，尧陵之西亦有舜之踪迹，有历山，有舜庙，有雷泽城，亦有姚虚。泗水源头有尧山、尧王坟，亦有历山、雷泽、桃虚（姚虚）、更有舜生地——诸冯，曲阜有寿丘，兖州古为负瑕，皆舜之迹。汶泗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尧舜之迹相互参差，亦可证二帝关系之亲密。此证九。
明修《兖州府志·帝迹志》又云：“尧立为天子以火德王，都于平阳，在位七十年举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避位二十八年而崩，寿一百十七岁，其后有房、铸、蓟、郇、栎、高唐、上唐、镏、杜皆为诸侯，在府境者为铸”，“书曰济北国蛇丘有铸乡城”，“而东平亦有尧陵，不知其所有始也，今东平尧陵正与蛇丘相近”。经查证，铸乡在泰安肥城南，亦近汶水。又高唐、房、铸、栎等地多在山东河南一带，亦证尧出鲁西南之地。此证十。
综上十款，有史有迹，有情有结，有理有据，难以推翻，可证帝尧发迹于此。
二、有关帝舜的文献记载与遗迹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若称舜帝发迹之地，必须兼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之地，那就依次看来——
历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历山）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虚，云生舜处也，及女为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首人头，鼓其腹则雷也。”
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曰：“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斯或一焉。’”
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索隐》曰：“寿丘，地名，黄帝生处。”
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云：“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
上述资料表明，舜的发迹重点在曲阜、钜野、鄄城、定陶等鲁西南一带，或者说，在汶泗流域与黄河济水交汇的兖豫大平原。
然而，一旦考查舜帝在泗水上游的遗迹，则只能表明鲁西南、豫东为舜的迁徙之地，至于济南、越州、妫州，则应是有虞氏之后裔迁徙或分封的结果。考据如次：
第一，《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这一记载应比《史记》正义、索隐、集解等早得多，也信实得多。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人们知道舜为东夷之人，并明确指出舜生于东夷的诸冯，曾迁到负夏，最后卒于鸣条。从而又引出“诸冯”和“鸣条”二地。
诸冯，有人认为是临沂的诸城。其实不然，诸冯在泗水东今平邑域内，现仍称诸冯村。
负夏，亦称负瑕，负瑕周时为鲁邑，汉改为瑕丘县属山阳郡，武帝元光年间封鲁恭王子政为瑕丘侯，故为侯国，晋时入南平阳属高平国，南北朝时宋元嘉中始为兖州治所，即今兖州。
鸣条，古载有二，其一在山西运城安邑镇，其二在河南长垣西南。河南长垣与山东菏泽仅隔济水，一水相望，又古代通属东郡曹濮之地，故应信之。
这样，诸冯、负夏、鸣条三地清楚了，也就不难看出舜帝的活动区域，生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沿泗河而下，经过兖州，到达菏泽，最后卒于河南长垣。不能不说是孟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
第二，据司马迁《史记》所列帝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帝舜），知颛顼、穷蝉、敬康、句望等为帝舜之祖。上文己表，颛顼都曲阜。《泗志钩沉》记“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姑幕在泗水县治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有姑幕城。又记“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白马是颛顼之孙而骆明之子。郚亦称沮吾。“《寰宇志》曰坨城为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坨城即白马之子鲧所封之崇伯之国，“尧封崇伯兼有少典、姑幕及沮吾之地”61。由此可知，舜之祖颛顼、穷蝉、勾望等均在泗水，那么，舜源于泗水也就无可置疑了。
第三，泗水有历山、舜庙、舜井、诸冯、桃墟（姚墟）、雷泽、娥皇女英台等。《泗志钩沉》载：“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雷泽湖南脉自关山中麓南下入湖，湖心有石攒立，入秋后，湖水从石窦泻落，其声如雷，数日，湖水涸大半。湖心之石，殆即地理家所谓崩洪过渡者也。过湖正南起，为历山，其关山东路一支。环湖东滨南与历东之山相接。故湖水虽大不能西溢。山中有历山村，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庙记碑》载：“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山之东有祠，有石刻金大安元年重修也。”又有明碑记：“泗邑东去封内七十里，有历山，山之左有民舍千余家，自古为集。村依山名焉，为先帝大舜耕、陶、渔之处也。”上述所记地名，与舜帝所涉地名无不一一相附，若非舜生之地，岂能如此完备、系统而巧合哉！
第四，有关舜“作什器于寿丘”，史书多有记载，因前文多有列举，故此不作铺陈。寿丘在曲阜，即黄帝所生之地。至于“陶河滨”，可见《韩非子》“东夷之陶若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知“河滨”亦在东夷。又泗水有桃邑，古称陶墟、或桃墟。《左传·襄公十七年》载：“齐国伐我北鄙围桃。”杜预注：“鲁国卞县有桃虚。”《水经注》曰：“泗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虚西北。”桃、姚二字相通，故知桃虚亦为姚虚。又桃、陶音同，故桃邑亦为舜“陶河滨”之处。又泗水有柘沟，柘沟制陶业历史悠久，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素有“陶乡”之称，文物部门考证，此处早在五千年前已形成聚村，有大汶口文化遗址为证。当谓舜帝始“陶”之所。
第五，再以皋陶、伯益父子为证。史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62
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63
曲阜人皋陶是舜的助手，奉命与禹同治水土，如果不先禹而卒的话，便将继禹而兴。皋陶偃姓，偃、赢音转，应为少昊同姓，说明皋陶出于少昊族。其子伯益也是夏初的一个突出人物，《夏本纪》说得非常清楚：
（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
伯益与皋陶不同，业已代禹而立，执掌天下，尔后让位于启。皋陶、伯益为曲阜人，其佐舜之域当为近地。《泗志钩沉》云：“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汤伐有卞，存其祀，分其地封皋陶子伯翳之裔费昌为奄国，兼有今县西及曲阜、邹、费之境。而卞明、颛臾、鄫、邾错处其间，为附庸。皋陶本偃人，赐姓偃，伯益封费，赐姓赢。奄与偃字通，而国为赢姓。”
由此可知，皋陶、伯益与舜，同起于泗水之滨。
第六，泗水元、明时期，多有碑刻记之，如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金大安元年重修碑》等。多有真知灼见，不乏其考。现附录一二，以证其事。
明代贺逢吉《帝舜历山辨》：
按舜耕历山记载不一。《山东通志》博综审核，一以为在濮州；一以为在冀州河东；一以为在齐地。而卒以濮州为正，并无一语及泗。惟祠内载有舜皇庙云。夫三者之说，或取诸应劭，或取诸郑一，或取诸皇甫谧。而竟未闻以孟子之说为正者。孟子不云乎，“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又云：“自耕稼陶鱼，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朱子解曰：“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今考本县历山之东，有费县诸冯村，是舜所生处也；兖州古瑕邱，即负夏地，是所迁处也，历山沃饶是所耕处也；泗河之滨有上涧柘沟，称为名陶，是所陶处地也；历山东北，为巨湖，每遇盛夏，弥漫无涯，霜降水涸，声震原野，是所渔之处也。以是地而质诸孟子之言，若合符节矣。于今历山有帝舜庙及娥皇女英二台。虽亦详所始，而宋金元三朝有重修碑记，称帝里云。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甲”。我泗山川，故称奇异，有帝舜遗迹在在可稽，独奈何不辩？且孟子即曰：“舜，东夷之人也。”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冀州河东，姑置无论，既濮州、济南，孰有在吾泗之东者？濮州、济南之山，孰有深于吾泗者草茅？管窥必以舜为泗人无疑。敢冒论之，以俟考古君子或于鄙言有取焉。
明代尤应鲁《历山考》：
余按山东通志及府志，历山凡三见。而泗不与焉。一在冀州，一在济南，一在濮州。据二志所参定，皆谓历山在濮州。盖本于《援神契》：“舜生姚虚。”应邵“姚虚与雷泽相近”之言也。姚墟在濮，与历山、雷泽、河滨、负夏相望。故谓舜之耕历在濮。而谈济南、冀州者皆退矣。第于吾泗亦未之深考焉。夫舜生于诸冯，而今曰舜生姚墟，盖谓诸冯之姚墟也。语见本府帝迹志，其说是矣。今濮州亦有诸冯乎？余考费县有诸冯村，离泗十里。而《水经》云“鲁国卞县东南有姚墟，世谓之陶虚，井曰舜井。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泓渟凡三。大泽西际有阜，俗谓之妫亭山”64。由此观之，则泗固亦有姚虚矣。孟氏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余观濮州多泽国，深山二字，恐濮与泗自当有辩。雷泽在历山之北，虽非禹贡之雷夏既泽，而湖面方十五里，秋冬水涸，响声若雷，名固不虚。再读唐人过河滨赋云：“步出城西门，徘徊见河滨。当其侧陋时，河水清且潾。至化无若窳，宇宙将陶甄。”则泗河之滨良舜所陶处也。水经又云：“负夏即瑕邱，为今兖州府城。”则负夏固濮、泗共之矣。故舜庙、舜井、妫亭山、娥皇女英台，皆在泗，历山遗迹尚在。自宋而金而元俱有遗碑，称帝里云。余登历山渴帝舜庙，询之老成人，咸谓此庙十里之内，蝗蝻不入境，冰雹不降灾，傥所谓圣迹是耶非耶？再考府志所述《水经》“鲁国卞县东南有桃虚”，与《天中志》所载，水经姚墟，姚桃不同，以愚意度之，桃与陶音相类，陶与姚，音相类。讹以传讹，所从来旧矣。则以桃墟即为姚虚，亦未为牵合附会之说也。而况《天中志》又促征之。因并述之以备参考。
第七，有关舜生泗上之说，历史上多有考证，但因应劭、郑玄、皇甫谧等名家者言，影响甚大，加之孔安国、司马贞、张守节等唐代学者及宋裴骃等人附合其说，遂以正史流传，后人趋之为宗。而藏山窝中的泗水县地却鲜为人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山东省图书馆藏有清末光绪年间泗水知县王子襄先生《泗志钩沉》一书，分《山川考》和《泗水疆域沿革考》两部分，详细论述了泗水境内的皇古遗踪，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未正式出版，据本书中眉部附言记“吾师王子襄先生尝手书此铭，付邑人王文楼君选石镌诸良常山之麓，迄今未果。予尝借录一通，惜不在手下耳”。略款为“源附识”。有此可知《泗志钩沉》为手抄孤本之书。亦不为世人多知。
已故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亲临泗水、曲阜、邹城一带考查，并著有《炎皇氏族文化考》一书，该书从多学科的互相参照中，对有关记载上古三皇五帝等史迹的文献资料作了详尽的考辩，虽然有些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但其资料之充分，论证之扎实，表现出独特的见识和一代学者风范。书中所列八证以明伏羲、帝舜源于泗水，是为一大贡献。
综上七款，足以证明泗水是舜部落的发迹之地。至于曹濮之地，亦有舜帝的遗迹多处，而史书多以此地为舜帝之都，这与泗水为舜之故地并不矛盾，恰恰证明了舜帝或舜部落迁徙的历史事实。
首先，自炎、黄、蚩尤逐鹿中原以后，鲁中南、鲁西南即汶泗流域的父系氏族部落，沿河、济之水向中原方向迁徙。先是颛顼自曲阜迁徙濮州，散见于多种文献记载；紧接着是帝尧迁徙陶丘，尽管文献对帝尧迁徙之事记载较少，由前文足可证之；然后是舜帝迁往曹濮，可以断言，舜帝部落在曹濮地域活动时间较长。在尧舜迁徙以后，将原地的山名、泽名、地名等亦带到曹濮之地，逐有历山、雷泽、姚虚、舜井等地址遗迹。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并在各地发展，为追忆其故乡，遂将当地之山称历山，当地之渊称雷泽，等等，有山无泽之地，则选其近者称雷泽，有泽无山之地，则选其近者为历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地名都带走，故而到汉代考证时，因孟子所言与其考证甚远，故而不提。如将孟子语及汉人所追之地名括在一起，则不攻自破，唯泗水上游兼有之，集诸冯、姚虚、雷泽、河滨、寿丘、负夏、历山、舜井、舜庙、娥黄女英台等众多遗迹之名为一地者，其他任何地区，均难与汶泗流域的邹鲁相匹。唯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不在汶泗流域，加之曹濮舜帝之迹，岂不恰好证明了帝舜迁徙之事实么！其次，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区域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幅射。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及河南东部、苏北、淮北、冀南等地，形成了文化内涵与特征比较稳定而统一的海岱文化区域，这都充分证明了鲁中南父系氏族向中原迁徙的客观事实与社会效应。
三、尧舜禹时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尧舜禹时期是父系氏族制的成熟和完备时期，它标志着原始社会行将走进它的末日，国家文明悄然取而代之。当时，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是通过氏族、胞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等民主性质的管理机构加以协调。这些机构的首领如尧舜禹等，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渐由民主推选出来的。在管理部落时，主要依靠其声望和传统习惯力量，而每一重大决策，只有在公众认可的时候才能有效，不然便被否决。《尧典》、《史记》所载，尧在部落议事会上，商议治水和帝位人选时，还常被“四岳”所否定，不能独行其事，只得服从众岳意见。可见原始民主制对联盟首领的约束力。并且，由于父系氏族时期为集团所有制，流行掠夺战争，使当时的社会既有氏族民主的传统，又有军事性质，故称当时为军事民主时代。
孔孟极力强调“禅让”，“唐、虞禅，夏后、殷、周继”65。而《纪年》则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的记载。韩非子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66。
固然不可否认在复杂的新旧交替过程中，“四岳”诸伯之间凭借强力争权夺势，但又必须看到，那时尧舜只能将私有财产传授其子，还不能把天下（王位）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让儿子继承。倒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成员及其部落之间平等、民主、利益一致的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出现了统治阶级的联合，当掌握了至高无尚的权力以后，便有父系制的根源——血统，决定其必然要向“传子制”发展。“天下为公”则转变为“天下为私”。如果尧舜生逢阶级对立之时，他也会把天下授给其子，而不管其肖不肖了。换言之，父系氏族社会孕育了私有制，而私有制的发展又直接破坏了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从而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的对立和残酷的压迫，加速了氏族制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延续二、三百万年的人类史前时代终于走到自己的尽头，人类社会就要跨进国家文明的门槛。
恩格斯对古希腊分析之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具有普遍意义：其一，由于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其二，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其三，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其四，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67
所以，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战争又成为国家诞生的助产婆。
战争对于军事首领来说，不仅加强了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比其他部落显贵们多得多的奴隶与财富，强化了自己的疆域和力量。尧、舜、禹时期的三次部落联盟战争，促进了父系氏族社会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使战争的性质由降服、掠夺转为统一，向国家制度过渡。尧时曾经打败过丹水之浦的三苗，欢兜降服了，加入了尧的部落联盟，尧的儿子丹珠担任了丹水部落的军事首领68。舜时又与三苗大战，三苗败，舜则把他们疏散到北方“更易其俗”而进行同化69。禹的时候仍与三苗冲突，《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济济有众，咸听联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打败三苗后，使三苗从此一蹶不振，禹则“辟土以王”了。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频繁战争，在考古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南登封王城冈的小城堡；河南淮阳平粮台的城址；陕西客省庄遗址六个灰坑中埋有人骨架，放置极不整齐，有的无头，或人、兽葬在一起；洛阳矬李也有灰坑中埋人的现象。邯郸漳沟发现了几个圆形葬坑，有一个在红烧土下埋十具无次序叠压的骨架，都为男性青壮年或五至十岁的儿童，其中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的痕迹。还有一圆坑极不整齐地放置男女老幼骨架五具，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另有一半地穴室的炉灶周围，放置四个人头盖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提供了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级、国家产生的具体例证，700多座墓中，大中型墓占89座，其中大型墓仅有9座，占全墓总数的1.3%。大型墓主都是男性，长方形墓坑内使用木棺，底铺朱砂。随葬品有彩绘龙盘、成套的彩绘木器、陶器和玉石礼器、武器、装饰品和整猪等达上百件之多，而小型墓则一无所有。足见强与弱、贫与富、首与众的巨大悬殊，反映出家庭奴隶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
四、治理洪水与国家的诞生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国家的诞生，不仅部族间的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亦与大规模治理洪水有关。其治水的重点区域，则是黄河下游以鲁西南为中心的兖豫大平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70。尧独忧之，“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71。于是出现了大禹、契、皋陶、后稷、伯益等众多首领联合平治水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由于皋陶贡献巨大，禹立皋陶“且授政焉”，不幸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可见，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传承，以及联邦制度的建立，奴隶制王朝的诞生，是在治水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
这是因为，国家与旧氏族组织的不同之点，一是按地区划分居民；一是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变堙障为疏导，引流水入东海，就必须大面积大流域地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水大军的车轮必然要碾碎打破过去那种孤立保守、画地为牢的氏族群体的分隔界限，建立并维护以治水为目的的职能领导机构，运行这种公共权力，即由一个联合统一体凌驾于各方之上以指挥“天下万国”，按照层层组织的权力高下，分配治水斗争的任务和胜利成果。由此便孕育、演变成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为适应治水斗争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成了我国奴隶制的早熟。
注释：
1 《汉书·古今人表》
2 《古代社会断代新编》第53页，1982年人民出版社
3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5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6 《白虎通》
7 《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韩非子·说难》
9 《周易·系辞下》
10 谯周《古史考》
11 《礼记·曲礼·正义》
12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13 《逸周书·尝麦解》
14 《大荒北经》
15 《大荒东经》
16 《大荒东经》
17 《大荒北经》吴任臣注引《广成子传》
18 《太平御览》卷一五引晋虞喜《志林》
19 《大荒北经》
20 《史记·高祖本纪》
21 《山海经·大荒南经》
22 《云笈七笺》卷一百《轩辕本纪》
23 《梦溪笔谈》卷三
24 《史记·五帝本纪》
25 《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26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7 《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28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
29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30 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第3期
31 《山海经·大荒东经》
32 《帝王世纪》
33 《尸子·群治篇》
3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35 《尚书·正义》
36 《帝王世纪》、《春秋元命苞》、《初学记》
37 《史记·周本纪·集解》
38 《拾遗记》
39 《史记·五帝本纪》
40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
41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
42 清修《阙里志》
43 清修《阙里志》
44 《史记·五帝本纪》
45 《山海经·海内经》
46 《帝王世纪》
47 《山海经·大荒东经》
48 《山海经注疏》·郝懿行注
49 《国语·楚语下》
50 《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51 《大戴礼·五帝德》
52 郭沫若《金文丛考》
53 《五帝本纪》
54 《五帝本纪》
55 《殷本纪》
56 《周本纪》
57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58 《史记·五帝本纪》
59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60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先商文化探索》
61 《泗志钩沉》
62 《史记·夏本纪》
63 《正义》引《帝王纪》
64 见《天中志》
65 《孟子·万章上》
66 《韩非子·说疑》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
68 见《吕氏春秋·召类》
69 见《韩非子·五蠢》
70 《孟子·滕文公上》
71 《史记·夏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