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献与古史研究 (彭庆涛)

日期: 201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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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献与古史研究

彭庆涛

 

  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是华夏文化的原发性区域,在研究原始文明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汉代文献所带来的困惑,为辨别两汉文献的真实性有必要其进行必要的考证和辨析。

  汉代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代,继往开来,早已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通古达今的里程碑。汉代文献也是我们研究先秦史无法替代的范文资料,特别是研究史前史,除考古发掘资料外,都必须走进汉代文献中去。然而,汉文献资料的繁杂与不确定因素,又给先秦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从事先秦史特别是史前史的研究,就不得不首先研究汉代文献。

汉代文献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趋向于统一、又经秦“焚书坑儒”的背景下,通过官司方的诱导,逐形成一个文化群体,其学术文化特点是以经学为外壳,以整理和注解经书为主,编撰讲解相结合。尽管在这个学术群体当中又有着门派之分,甚至派别之间也曾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斗争,但作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又都尊孔子为圣人,把儒家经典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都以经书为思想资料来阐发自己的全部理论,在政治上,它们都谄媚于封建统治者,鼓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理论,维护封建皇朝政治上的统一和封建帝王的权威,在社会伦理思想上,它们又提倡三纲、五常、六纪等封建道德信条,使儒家宗教化,经学神学化,孔子教主化。再加上谶纬迷信思想的贯通,便形成了汉代学术文化的主流色彩。这个文化群体中,无论是在朝在野,都积极兴办教育,聚徒讲学,传授各种知识,通过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学术活动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此,经过他们之手编撰、整理、注解的各种文化典籍,也就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翻开先秦的文献典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看出汉人思想的影子,亦可证一斑。

在这里,笔者绝非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更不是否认汉代文献的真实性和利用价值。而是想说明在利用汉代文献资料时应作具体的分析。应该说汉代文献典籍是我们研究历史最珍贵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先秦及史前克,离开了汉代文献将是空洞的假想。然而,汉代文献又确有不实的成分,既是先秦文献也大者经过汉人之手,在追述先秦史时,其思维模式大都比较固定——以汉代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去比浮以前的历史,这本身就是时代的印痕。汉代学术思想文化经中国先秦历史的研究打了一个大结,使人们不得不在汉代文献里迂迴,这也是疑古思想产生的根源。汉代以后,思想上统一到孔子,政治上认可到秦制,学术上归正于儒术,社会伦理上则极力提倡仁义道德,在思想、政治、社会伦理之上又加上天命,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从而也使学术思想僵化。对于秦朝以前的历史,也就在汉文献或汉人经手过的先秦文献中给固定下来了,对于商周春秋战国及秦史的描述,由于当时文献较多,所记真实程度较高,而对夏以前的历史,因不合于汉时大一统的社会状况而被汉人以时比浮,加之文献资料的最初来源必定是口头转述,本身就带有不确定的因素,因之对古史的描述就必然会出现偏差。以《史记》来说,史记所记历史的真实程度是相当高的,当然,历史上学人也曾动摇过对《史记》的信心,甲骨文,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周原甲骨文又证明了《周本纪》颇为可信,一系列考古发现在不断地对《史记》的真实性进行着印证。然而,对于上古史来说,《史记》确确实实存在着问题!如说帝喾,《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A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北放勋立,是为帝尧。”《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B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这里亦出现帝喾第三个夫人——简狄。又见《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由此又出现帝喾第四个夫人,且称之为“元妃”,由以上三段记载可知“帝挚”、“帝尧”、“殷契”、“周后稷”为史弟四人,这是否太荒诞了,且在《五帝本纪》中言帝喾时,仅提陈锋氏、A訾氏二女,而在《周本纪》中说姜原为“元妃”,《殷本纪》中言简狄为“次妃”,元妃、次妃不见于帝喾本纪中,而三、四妃撰于其中,岂不怪哉?对于这样一类明显的问题还能举出许多。因此,研究上古史就必须对汉代文献进行研究。

当然,这里所说的汉代文献亦包括汉人经手的先秦文献,也包括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文字资料。

一、 两汉学术风气的背景及原因

自春秋至秦,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符合于奴隶制时期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到春秋末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对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于当时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各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也就是“百家争鸣”产生的阶级基础。当时的“士”,是对知识分子的通称,他们一部分是奴隶社会的“士”转化而来,一部分是从地主和平民中涌现出来的。他们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们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由于他们所投靠的阶级和集团的不同,或出身不同,他们成了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同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及大贵州也都招揽大批知识他子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士”则各持一说,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略为著名者,还争收门徒讲学,即《荀子·儒效》所言“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各个学派也就在诸侯割据,没有文化专制的前提出来下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故而有了诸子百家, 有了百家争鸣,有了百家的著书立说。随着秦国的崛起,诸侯间的称霸战争逐渐变成同一的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派之间也显得较为宽容,相素有渗透而导向于统一,《吕氏春秋》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

到了秦代,文化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及其自由性,有忌于统一国家推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于是一场文化灾难便出现了。《史记》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支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这场灾难,几乎毁尽了民间藏书,但是,皇宫中博士官还是保存了国家的藏书。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死秦王子婴,焚烧阿房宫,大火三月未灭,把秦皇宫连同官藏书籍资料也给毁灭了。后幸箫何随刘邦攻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

汉朝政权建立伊始,对秦朝的灭亡进行了彻底的总结,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一改秦时的治国方略。秦时在意识形态上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秦朝的灭亡也就意味着单纯用法家思想统治国家是行不通的,在当时经济雕敝、民无盖藏的社会现实下,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废秦苛法,与民便始,”就是争取民心,稳定形势最重要的举措。这时在秦时备受压抑的诸子百家及其代表人物又活跃起来,聚徒讲学,思想争鸣,一时又仿佛重现战国时代的盛景。这就给儒家学派提供了一个发展和改造自己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儒生们可以根据封建庥权统治的需要,开始了儒学自我改造的历程。于是申培公传《鲁诗》、伏生传《尚书》,高堂生传《礼》,田何传《易》,等等。刘邦启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使刘邦“知为皇帝之贵”(《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于是刘邦开始重视儒学,于公元前195年亲自到曲阜孔庙以太牢祀孔子,为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开辟了道路。不过这时汉朝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必须与民休息,于是标榜“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恰好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这样,黄老之学便成为汉初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刘邦的尊儒也仅仅是表现在形式上。这时的儒学大师如申培公、伏生、高堂生、田何等人,也大都在野聚徒讲学,儒学自身的改造还没完成,因此,还不能完全适应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

汉武帝时期,西汉皇朝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边事力量已达到空前的兴盛,与此同时,以孔、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经过一系列的改选终于在董仲舒手里完成了向新儒学的转变西汉皇朝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条件也成熟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倡创立太学的主张:“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此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下诏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令出没无常相公孙弘等制定设立太学的计划,不久即批准了公孙弘提出的创立博士弟子员的的制度,并在长安建筑校舍,汉代太学正式诞生,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

太学刚设立之时,仅仅有五个五经博士,每博士下有十个博士弟子员,因为人数很少,因此当时正式的博士弟子只能由太党推选贵州官僚子弟充当。另外还有一些旁听生,即由地方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知识分子。在学人员经过考试,只要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以依次补官。这样,太学便成了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因此其规模便不断地扩大,汉昭帝时,太学生增至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建造了可容纳万人的校舍,可想规模之大。

两汉太学创造了新的教学模式,它一方面开设大班上课,一方面以高足弟子传授低年级学生。由于学生太多而老师和课堂太少等条件限制,它又允许学生更多地通过自学和向校外专家求教提高自己的水平。另外,两汉政府还在各地方郡国设立学校,教育地方的地主官僚子弟,汉武帝时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东汉时郡国学校更多,班固《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除官学之外,私学在两汉时亦出现繁荣的局面由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相当于太学,“学馆”、“书馆”、“书舍”、“学蒙”等相当于小学。

太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因此,儒家经典的纬书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这就引发了以经学为外壳,以整理和解说经书为中心的两汉学术文化之风,以汉初大儒所整理的经书为国家设立的官学之用,称为今文经。西汉中期以后一些用古籀文书写的经书如《古文尚书》、《逸礼》、《周官》、《毛诗》和《春秋左氏传》等逐渐被发现并在民间传授,这些用籀文写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今古文经的主要差别在于对经文解释的基本观点的不同。于是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由此可见,汉初思想领域的斗争表现为诸子余绪的活跃,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思想领域的斗争则表现为经学内部的分裂和异端思想的突起。这也就是两汉思想学术文化最突出的特点。

二、 两汉文献及其思想倾向

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在政治上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再加上王国势力的,强大,政出多门,西汉皇朝还没有巩固好其政治基础,文化专制主义还尚不能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曾被秦朝压抑的诸子百家又活跃起来。各家又都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也大都有著作流传,如儒家有伏生、叔孙通、申公、董仲舒、辕固等人,其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易》、《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大学》等许多记载;道家有盖公、曹参、陈平、田叔、王生、雋不疑、汲黯等,其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孙子》、《捷子》、《曹羽》、《郎中婴齐》、《臣君子》、《郑长者》、《楚子》、《道家言》等;法家有张恢先、晃错、张汤、杜周等,其著作有《晃错》、《燕十事》、《法家言》等;阴阳家有张苍、夏侯始昌、夏侯胜等,其著作有《五曹官制》、《周伯》、《卫侯官》、《天下忠臣》、《公孙浑邪》、《杂阴阳》、《张苍》等;纵横家有蒯通、邹阳、主父偃等,著作有《蒯子》、《邹阳》、《主父偃》、《除乐》、《庄安》、《待诏金马聊苍》等。这些百家代表人物在继承先秦诸子百家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互相攻讦,同时他们又都想博得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因此,他们又相互吸收从而自我改造。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被列为官学,有了官学以后,讲经便成为官职,学经是走向仕途的重要途径,于是经学盛行。经师以经书为教材,通过口头讲说或整理讲义进行教学。这样便涌现出大量的编、撰、注解合一的文献著作。据统计,仅西汉时期对经书的解释就多达一百余万种,《汉书艺文志》记载:六艺有103家,诸子189家,著录六艺的有3223篇,后来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古籍时、仅《管子》一书就收集了564篇不同的版本,《荀子》一书300余篇。

    经学被列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出现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史记·儒林传》)。为了迎合两汉统治者的需要,今文经学越来越多地与谶纬迷信相结合,使儒家宗教化,它随心所欲地解释儒家经典,又将统治者神化,使自身变为政治的说教。同时,由于经文经学在传授中必须遵守严格的师法和家法,经学博士为了形成对经典的垄断,解经越来越烦琐,流弊所及,辄洋洋万言,空洞泛味,“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尚书大师秦延君用了十余万字来解释“尧典”二字。解释“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万多字。正当今文经学垄断教育和学术的西汉后期,新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今古文之争并不在于书写文字的差异,而是他们对经文存在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如对《春秋》的解释,“春王正月”:古文经《左传》的解释为:“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今文经的《公羊传》解释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再如对“春用田赋”的解释,《左传》:“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公羊传》:“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用田赋也”(见《春秋三传·隐公元年》)。从今古文经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古文经偏重于史实的解释,今文经是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

    哀帝时期,今古经之争达到白热化状态,刘歆上书要求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为官学。攻击今文经“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古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破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刘歆传》)。刘歆上书引起朝野震动,今文经师时任光禄大夫的龚胜以“气骸骨”相要挟,大司空师丹上奏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殷先帝所立”(《同上》)。在朝今文经师也对刘歆群起而攻之。刘歆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只得请求到外地出任郡守。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尽管他们都是打着宏扬圣人法术的招牌,但实际上确是两派知识分子争名夺利的斗争。

    王莽秉政以后,为了寻找篡汉的理论根据,对古文经《周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重用刘歆并接受刘歆建议,下令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但王莽为了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并不排斥今文经学。他篡汉以后,不仅没有取消今文经学的官学地位,而且还大力利用今文经学中的所有对他有利的东西。他在当朝时,对今古文经师们一样看待,很明显,王莽对今古文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到东汉后期,尽管今文经学一直被立为官学,但由于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日渐逝去学术生机,而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使其影响越来越大,再加上古文经学通训诂,在学问上胜过今文经学,也是古文经学上升的原因之一。古文经在传播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大师和著作,如贾逵著《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今古文尚书异同》、《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周官解故》,许慎著《五经异义》、《说文解字》,马融编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等。

    郑玄是古文经学家张恭祖和马融的学生,年四十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千。因党锢事被禁后,潜心著述,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的注述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百余万言。至此,长达二百多年的今古文经之争已近尾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谙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襄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

汉代文献是两汉思想学术文化的沉积和见证,他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便是先秦的文献,也大多能看到汉代的影子,这当然与两汉思想学术文化相关联,诸子之间的斗争,学派之间的斗争,经学今古文之间的斗争,是知识分子之间围绕封建统治思想的构架产生的分歧,是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阐发和解读。其根本目的都是在总结素亡教训的基础上勾勒适应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框架,都有谄媚于封建君主的性质。因此他们在解读上古史的时候,仍以大一统的封建统治制度去比浮。在整理和注释先秦文献时或删、或改、或篡其原义,在儒家伦理的指导下,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古代历史的其实面目,因此,有人说:“汉代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落后性、反动性开始集中成为某种理论体系并广泛为害的时代”(《中国文化梦》傅正谷著)。从对古史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句话确有道理。

三、运用汉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先秦史料在汉代时能留下多少,从后世的学术定论看,由于秦“焚书坑儒”,杀害知识分子,毁灭文化学术,将民间藏书毁灭殆尽,官方之藏书又毁于项羽之手,至此,先秦图书典籍绝迹。然而,翻开汉史细看确并非如此。东汉时,学人巳对先秦原始书籍是否留存的问题就开始争论,如许慎在《说文解》中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却说:“秦虽无道,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司马迁也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六国年表序》),“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至少在司马迁时期,还仍有许多遗文流传。《史记》中所提及的先秦文献至少有近80种,如《五帝本纪》中言及《尚书》、《春秋》、《国语》;《殷本纪》中言及《诗》,直至列传,言及诸子数十篇。司马迁所言书目是否他本人都见到过,我们不得而知,而所见之书的来历我们只能知道大概。

秦汉之际,由于社会动乱,再加上焚书以后的挟书之禁,学术文化事业受到严厉封杀,“秦拨去古文,禁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仪礼,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史记·大史公自序》),“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今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己,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待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汉书·艺文志》)。由此可见,先秦文献在汉代时确有存在,然而也已是七零八落。官府之书再加上刘向父子的加工整理,究竟还能保持多少原始面貌呢?

保持上古史本来面目的文献资料在西汉时已经为数不多了,再加之王莽篡政时,刘玄起兵,赤眉攻入长安,纵火焚烧宫,一把火把三万藏书毁于一旦。以刘歆主的一批儒家文人便托古改制,他们揉和了择写史书作者自身思想意识观念及现实社会思想文化学术观念,这种影响、干扰和制约,使他们整理过的东西均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从而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那么,在研究上古史时,如何看待汉代文献呢?

    第一,汉代文献里每每提到上古史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神话代史,而且越是时代较远的人物,神话色彩就越浓厚,从开天辟地之盘古、炼石补天之女娲的不知所出,到伏犠、神农之人神感孕而生,再到唐尧、虞舜的系统家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其中的最大原因,就是人们对远古时期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的某些发明创造事实的人格化所造成的。如燧人氏、神农氏、伏犠氏等,从他们的名子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将人工取火、土地耕种、渔猎等远古先民们经过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艰苦实践才发明的东西而用三个“氏”给人格化了。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们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人格化的问题。因此说,人们在传颂自己的祖先时,往往会把他们的事迹和作用加以夸大,使后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少数才智非凡,贡献巨大的英雄们创造的。所以,我们在阅读和分析汉代文献时,应始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武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指导原则,对文献做具体的分析,去伪存真,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证。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来寻找能够说明那个时代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具体的传说、神话、人物来考察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才不致于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去。

第二、在查阅和运用古代文献时,应特别注意儒家以外的诸子文献,它们自汉代以后属非官方倡导之书,对其加工改造的成分相对较少。官方正史的记录因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如《史记》最早的历史从五帝开始,且仍受大一统思想及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而儒家以外的诸子,则往往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篇》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亦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等等,大致反映了上古史的本来面目,一是印证了享利·摩尔根、恩格斯所说的“母系氏族”社会,二是与考古发掘资料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等相统一,因此应该说这类记载的确讲述了历史的其实性。

    第三、在查阅和运用古代文献的同时,应与民族学资料相对应。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一些现存的民族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原始社会的痕迹,这对于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史,无疑是很好的活化石。许多古代文献中的记述,都能在民族学资料中找到印证,汉文献中的许多记述,即亦如此,因文献资料较多,在此故不作铺陈。另外,文字学资料亦不可或缺,如许慎著《说文解字》,亦多能反映出许多历史的真实的东西。

    第四、汉代文献资料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它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因此,除现代考古发掘资料、民族学资料、文字学资料外,汉代文献便是通向上古的不可逾越的文献资料。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篡改历史的因素而抛弃它,尽管它对上古史是以神话代史,然而,任何神化传说都不是无缘无故地编造出来的,它是在无文字的时代通过口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史诗,虽有不实的成分,但确有真实的内核,无论汉代人怎样加工和曲解,能够说明其真实内核的因素依然存在。如黄帝、神农等人的人神感孕而生,大致说明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但母系血缘的纽带尚未彻底脱离的社会事实。因之,研究古史,汉代文献仍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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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羲  彭庆涛伏羲亦作伏牺,《为三坟》作伏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释文又作炮牺;《汉书》作包羲;《易•系传》作庖牺;《帝王世纪》、《拾遗记》作庖羲;《世本》作虑戏;《管子》、《庄子》作虑仪;《诗含神雾》、《尸子》作宓牺。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将太昊伏羲连称,后世惯称太昊伏羲氏。《尚书•正义》注云:“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
2020 - 1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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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戾太子之狱作者:孟祥才摘要: 戾太子之狱是对晚年的汉武帝身心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此一父子相惨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制”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此一事件促使汉武帝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沉的反思,从而导出治国之策由“多欲”到“无为”的回归,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正文: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较久的帝王之一...
2018 - 0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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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农民思维方式与当代农民思想解放彭庆涛 从某种角度上讲,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以农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志。这种生活水平是以经济指标来计算的,而实现小康社会所要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纵观中国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最大也是最难解决的,是农民的思维方式问题。传统农民思维方式是制约农民思想解放的最大障碍,而思想上不能解放是制约农民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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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2 - 20
抗疫日记 | 援鄂医疗队员马文浩和他的同事们(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全国各地已有多批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本篇的主人公是山东省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的彭门弟子马文浩。让我们根据他所分享的内容,走近战“疫”第一线。工作感受 根据马文浩的介绍,虽然全国各省(除湖北外)的病例增长数量已经下降连续十几天,但湖北的疫情局势仍然相当严峻,我们需要有严肃的态度和充分的准备。当提到第一天正式投入工作时的情景,他说道:“今天上班第一天,整体感觉情况不是特别的乐观,但目前大多数病人的病情还不是很严重,不过明天会转过来两个病情严重的病人。”同时,他也提到,一线医护人员需要穿戴厚厚的防护服,整体感觉又闷又热,喘不过气来,并且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全身冒汗,汗水流个不停。此外,由于所在医院尚未配备护工与保洁人员,也需要他们来承担相应的工作。工作环境提到工作的环境,马文浩说:'因为整个大别山医院还在修建当中,没有修建完毕,条件还不是特别的好;人员、物资也相对不足;除此之外,由于医疗器械来自各个医院,千差万别,需要重新学习、熟悉。”不过,他也相信随着人员与物资的不断到位,这些情况会得到很大的改观。当地居民对山东的医疗队十分感激。他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病患,对咱山东这边救援队都感谢;一个做维修工作的黄冈当地人,看到我们之后,谢不离口,甚至能在眼里看出他的那种感激。”工作日记致敬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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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1 - 21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更好研究《孔子家语》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视频观看请点击下列文字:更好研究《孔子家语》更加坚定文化自信编者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晒书活动”。今年以“传习经典融古慧今”为主题,以中华传统文化推广为重点。晒书活动启动仪式在曲阜孔子博物馆举行。中国古代先贤探索晒书、曝书之法,肇始于周汉。每年农历七月七,都有晒书的传统。古人晒书是为了防潮防蛀,更好地保护书籍,又逐渐涵养了独特的书籍文化。那些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得以世代相传,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这些典籍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我们应该如何传承经典、活化经典呢?闪电新闻独家推出《大家话经典》专栏,众多知名文化使者分享他们的晒书感悟,让我们一起传承经典、活化经典! 齐鲁网·闪电新闻8月27日讯. “看到孔子研究院的成果中有《论语》和《孔子家语》,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接受闪电新闻独家专访时谈起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时的情形。“这两本书,《论语》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孔子家语》相对来说就陌生一些。事实上,《孔子家语》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它记载的内容和《论语》性质相同,但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更加具体。”杨朝明院长介绍到,《孔子家语》的字数超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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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3 - 09
《走进孔子(中英文)》建设座谈会召开为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刊物影响力,3月2日,由孔子研究院主办、《走进孔子(中英文)》编辑部承办的《走进孔子(中英文)》期刊建设座谈会在孔子研究院召开。特邀专家、期刊编辑委员会代表围绕拓展优质稿源渠道、进一步提升期刊影响力展开交流探讨。大家充分肯定了《走进孔子(中英文)》在过去两年中取得的成绩,并围绕贯彻落实“两创”要求,就刊物定位、栏目设置、进一步提升海内外影响力等方面相继发言,希望刊物可以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明确办刊方向、体现时代精神、注重传播创新,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普及工作。“青瓷百咏”特展在浙江开展      3月3日,“如瓷·出色”百名非遗传承人“青瓷百咏”暨青瓷文创特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展。此次展览以兰花为主题,由100名青瓷非遗传承人创作100件青瓷兰花作品,将非遗文化与家风文化相结合,展现“瓷兰气韵、君子如兰”的文化气息和“耕读传家、孝廉传世”的厚重家风。  此次展览主题为“青瓷百咏”展。100名青瓷大师把以“兰”为主题的百首诗词、百幅书法、百幅绘画、百方印章、百幅拓片作为素材,二次创作出100件青瓷作品,托物言志、以文化人,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展览还平行展出“兰花百咏”诗书画印,即以“青瓷百咏”作品为素材,由来自全国的实力派名家创作100首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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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03 - 19
中国孔子网传统文化研学基地揭牌仪式现场刘廷善、杨朝明、孔德平、王承山共同上台为研学基地揭牌3月16日上午,中国孔子网传统文化研学基地揭牌仪式在曲阜市机关招待所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刘廷善、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中国孔子网总编王承山等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仪式上,中国孔子网副主编杨光向来宾介绍了基地的整体规划和前期筹备情况。刘廷善、杨朝明、孔德平、王承山、彭庆涛等专家先后致辞,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孔子网在曲阜设立传统文化研学基地,很有必要且十分重要,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阵地。  刘廷善说,新时代是一个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的时代,在曲阜彭门创作室成立中国孔子网传统文化研学基地,有利于发挥曲阜圣人之乡的优势,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杨朝明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细致阐释了在彭门创作室成立研学基地的重大意义,并代表孔子研究院表示了对基地建设的支持。  孔德平对研学基地的成立表示祝贺,对彭庆涛丰富的人生阅历、丰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表示钦佩,并赞许以彭庆涛领衔的彭门创作室,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王承山主编介绍了中国孔子网的发展过程,同时对曲阜当地领导和各界同仁为中国孔子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王君毅高度评价了彭庆涛的学术成就,并认为彭门创作室一定能将研学基地建设好,同时表示了尼山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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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2 - 20
汉书佐酒,余音绕梁——纪念安作璋先生逝世一周年安作璋先生千古!去年此时的山东,冰消雪融,大地回春,一位老人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来缅怀这位故去的老前辈——著名学者、秦汉史大家安作璋先生。△安作璋先生安作璋先生简介安作璋(1927—2019),山东曹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孔子网专家顾问、彭门创作室导师。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被誉为“中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人物”。曾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山东省首批拔尖人才,首届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2月20日,安作璋先生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3岁。安作璋先生的治学作为历史学者,安作璋先生治学严谨、功底深厚、著作等身,以“传承历史,资政育人”作为自己学术的主要任务。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便发奋苦读,到79年时,书架上的“前四史”已经置换了数套。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主张治史贵在乎通,其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通史、地方史、文化史、文献学等领域。安作璋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发表重要论文数十篇,出版《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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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11 - 22
记得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哦!今日小雪 | 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小雪位于农历二十四节气第二十,反映了降水与气温的较大变化,是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数较高的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量渐增。(立冬)后十五日,斗指亥,为小雪。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时言小者,寒未深而雪未大也。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二十四节气主要反映“气”的变化。“小雪”节气间,夜晚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北偏西(相当钟面上的10点钟)。每晚20:00以后,若到户外观星,可见北斗星西沉,而“W”形的仙后座升入高空,它代替北斗星担当起寻找北极星的坐标任务,为观星的人们导航。四边形的飞马座正临空,冬季星空的标识——猎户座已在东方地平线探头了。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先民通过观察天体动行认知一岁中时候、气候、物候的知识体系。小雪节气是一个气候概念,它代表的是小雪节气期间的气候特征,即气温与降水量。散漫阴风里,天涯不可收。压松犹未得,扑石暂能留。阁静萦吟思,途长拂旅愁。崆峒山北面,早想玉成丘。——唐·李咸用《小雪》《孝经纬》说:“(立冬)后十五日,斗指亥,为小雪。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时言小者,寒未深而雪未大也。”作品《群芳谱》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这就是说,到“小雪”节气由于天气寒冷,降水形式由雨变为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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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3 - 09
甲辰年”孔府过大年“活动启幕2月2日正值北方农历小年,甲辰年“孔府过大年·地道中国味”启动仪式在山东曲阜举行,展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文化旅游资源,唤醒民众传统节日“仪式感”。启动仪式上,孔庙景区内文创展、非遗展包罗万象,20多个展位根据不同主题进行精心布展;孔府门前“福禄寿”三星向现场游客送上新年祝福;百名书法名家泼墨挥毫,将美好的祝福融入墨香之中,为市民及游客写春联、送“福”字。据了解,孔府自古以来就传承着规模盛大的中华民族春节礼仪,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中国家庭过年模式。近年来,“孔府过大年”系列节庆活动不断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活动形式也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近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赓续中华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断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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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10 - 13
人民网:北上广是挺好的,但我还是喜欢曲阜编者按: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周年华诞。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国人民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一路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70年的岁月都留下了动人的历史印记,每座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人民网策划推出“跨越70年·中国的故事”系列报道,记者通过视频、图片、文字记录下各地70年间的发展变化,以小见大,展现国家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图景,在生动的历史变迁中感受新中国奋进的磅礴力量。有人说,看中国历史发展,40年成就看深圳,百年变迁看上海,千年沧桑看北京。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看哪里?曲阜至少是答案之一!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曲阜积极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以文化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新中国让曲阜古城重获新生曲阜是孔子故里,被誉为“东方圣城”。在中国历史上,曲阜在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说,曲阜的历史文化地位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直接相关的,它是一个物质载体,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曲阜破败不堪,经济萧条,城中道路狭窄,而且都是土路。虽然是孔子故里,但在当时,曲阜的老百姓大多不识字,人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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